《三国演义》里的“义”与《水浒传》的“义”有什么不同？
《三国演义》的重义观念集中体现在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关系中,他们因意气相投而结为异姓兄弟,在逐鹿中原、与天下割据势力争雄的过程中,始终把兄弟情义放在首位,患难相扶,祸福同当,最终实践了“桃园结义”时生死与共的誓言。《水浒传》中所描写的义则在更多的方面和人物身上体现出来。有鲁智深式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宋江式的救危扶困、义气为先;有武松式的知恩必报、光明磊落,更有东溪村晃盖七人小聚义,九夺取贪官的不义之财而团结斗争,直至众英雄聚义梁山泊,与统治阶级公然相抗,把义的色彩渲染得更浓更烈。
首先,义的核心内容不同。刘、关、张的义,最根本的一点是对友谊的忠诚。这种友谊超越了个人功利,如关羽身陷曹营时,不为美女金帛、厚禄所动,誓与刘备患难相扶;这种友谊甚至超越了君臣关系,关羽被东吴袭杀后,刘备痛不欲生地说:“联不为弟复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终于以身殉义。水浒英雄的义,也包括对友谊的忠诚,但它的核心则是对被压迫者的救助和对贪官污吏的反抗,无论是个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众人的攻府陷州、惩恶除霸,莫不如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是把义主要作为一种美德来歌颂的,《水浒传》中的义已超出于此,带有浓厚的社会政治色彩。
其次,义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不同。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从来都是政治的一种辅助工具,义的观念同样如此。刘备三人虽出身贫寒,却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桃园结义”一开始就服务于他们黄巾军的活动。在籍此而跻身于统治阶级后,他们又开始了与封建势力争夺中国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于是,重义观念又成了团结这个封建统治集团争天下的凝合剂。与之不同,水浒英雄的义,最初就是建立在反抗封建压迫的基础上的,这决定它只能服务于劳功人民的事业。它不仅是鼓励个人奋起抗争的力量,也是联合众人齐聚梁山的纽带,更是整个队伍向官府展开一次次大规模斗争的道义上的源泉。
再次,义与忠的关系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凡投入政治活动中的人,总有一个对当朝皇帝的态度,即忠与不忠的问题。刘备三人因同怀报效朝廷的志向而相聚,其义因忠而起。在曹不自立为帝之前,刘备三人以匡扶汉室为已任,献帝被废后,刘备为继汉统而正位,仍以恢复汉家江山为目标,可以说,刘、关、张的义与忠始终是一致的,义是为忠所用的。《水浒传》的忠义关系则复杂得多。七十一回排座次前,英雄们与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矛盾居于首位,无论是个人的复仇行为还是大规模的联合斗争,都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破坏和动摇,尽管作者鲜儒家“仁政”理论为依据,将这种义与忠硬拉在一起,实际上两者毫无共通之处,甚至是对立的。宋江接受招安后,便充当了统治者的鹰犬,带领义军去攻打别的“强盗方,报效朝廷。这时,义的实际内容已被忠吞没了,只剩了一个联合的驱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也便以悲剧而告终。
最后,义的局限程度不同。义作为封建的时代农民阶级的道德思想,其狭隘性和保守性主要表现在个人恩怨方面。《三国演义》所歌颂的义,因其仅限于友情,个人恩怨思想的局限就更为严重。关羽华容道上释曹操,不顾大局而报个人知遇之恩,诸葛亮欲论军法,刘备却念结义之J清加以劝阻。关羽遇害后,刘备又不顾一切而执意复仇,结果使蜀汉数年来积蓄的实力毁于一旦。这种以友情为核心的义,即能形成团结的巨大力量,又因其缺乏原则性而会给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水浒英雄.在聚义前,也有个人恩怨思想较严重的,武松就曾囿于小思小惠而落入张都监的圈套。可是,当梁山根据地建立后,“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成了大家为之共同奋斗的正义一事业,英雄们就能超出个人的小义而维护梁山事业的大义了。七十三回李通误以为宋江抢劫民女而大闹忠义堂的情节,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李逃、鲁智深等人在反对招安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挣脱义的束缚,但在关系到百姓利益的问题上则有很强的原则性。可见,在摆脱小私有者道德观念本身的局限性上,水浒英雄们迈出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