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

摘要：从时代发展角度考察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可以看到四个明显进程，即现代文学的探索、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复苏后的选择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写作。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在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中，立足于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在这种影响中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将有利于获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历史进程

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25个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灿烂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到云南民族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云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各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写照，它默默滋养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少数几个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出现了作家文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多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存在。但从这个起点开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路探索，开创了当代蔚为壮观的宏大阵容。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

一、现代文学的探索历程

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叩响了遥远的西南边陲，新思想、新文化为保守落后的边地带来了新鲜气息。云南民族文学的先驱者们开辟出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1920年10月25日，云南的第一份新文化期刊——《滇潮》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创刊。该刊开宗明义地表明要‘做云南新文化的导管’，‘相信未来之世界，一定是‘德谟克拉西’之世界无疑’。不久，《翠湖之友》、《云波》等刊物相继推出，致使因封闭而沉寂已久的边陲云南，从此‘滇潮’起伏，‘云波’激荡。”„《滇潮》、《云波》的主要成员及撰稿人中就有马子华、柯仲平等一些少数民族作者。从这些极其难得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先行者满怀激情与壮志，他们呼应着当时文化变革的主流思潮，开始了新的写作。云南现代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如马子华、李乔、李寒谷、李纳、张子斋等多来自于“文献名邦”。彝族作家李乔出生于“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石屏县，这座具有深厚文化渊源的小城读书风气尤盛，李乔此时已不愿再读“枯燥无味的‘四书’、‘五经”’，经再三恳求，“父母亲终于同意让他由私塾转入‘洋学堂’念书”，后来，他考入石屏县立中学，求知若渴的他“第一次知道了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文学’的主张，接触到‘科学’、‘民主’等一些新的概念和思想”。【20饱读诗书的白族诗人马曜，1927年在大理“偶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遂“步行15天至昆明，考入高级农校，而每日旷课，到省教育会图书室阅读五四运动后新兴文学作品，尝在小报上发表白话诗。”[3]„„由此可见，正是时代主潮的感召启动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进程。

特定的时代必定在那代人身上打上特殊印记。当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属于个体的思想意识每每会被时代特性所挤占。在马子华、李乔等民族作家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衔接的创作背后，是少数民族角色的淡化与遗忘。因而这一时期云南民族文学，其实质正如张直心指出的那样，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而非民族意义上的云南现代文学。”【43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初入文坛之时，也许是为避免民族身份歧视，都不愿公开显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揭开新的序幕，而是主动服从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富于激情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创作欲望。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有很强的政

治倾向和时代气息。

1928年，李乔流浪到昆明，考入东陆大学预科班，1929年辍学，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左翼文学的中心，他有机会接触到“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的作品，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并在《现代作家》、《申报·自由谈》、《中流》等报刊上发文数篇，这其中包括《未完成的斗争》、《锡是如何炼成的》等，多是以纪实题材来反映矿工的生活，另有一篇《我的走厂》和《锡是如何炼成的》一起被选人《中国现代散文选》。1937年，他写了中篇小说《走厂》，寄给茅盾先生，茅盾阅后评价说“平顺有余，波俏不足，惟书中故事人物，生动可爱”，从中可看出李乔当时的写作鲜有少数民族特色，大都是“报告体”的平顺粗直。【5o和李乔一样，马子华在30年代也来到了上海，深受左翼文学的影响，1935年，他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由上海春光书店出版，虽然其笔触涉及边地，但小说内容无疑也只是把无产阶级斗争的场所搬到了云南。他们的作品凸显出时代的主题，也透露出模仿的痕迹，这是那个时代中独特性服从于普遍性的必然结果。他们极力抹平作品身上的少数民族痕迹，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他们要求融入主流话语的急切心理。但也有一些作品，可以觉察到边地民族作家在遭遇城市文化时的焦灼和抵触心理。李乔曾这样描写他对上海的印象：四大巨型百货公司傲然矗立在大马路上，都市橱窗闪发出蛊惑人的光辉，留声机的音乐声喧嚣震耳，街上拥挤着走不完的人流。一言以蔽之，冒险家的乐园。【61白族诗人罗铁鹰在诗集《原野之歌》中对次殖民地腐烂社会的咒骂，对工厂的咒骂，对都市罪恶的咒骂，而对没落的农业社会表现出怀恋(穆木天语)也说明了这一点。虽说这些情绪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边地少数民族对城市文明不适应性使然，在这里，我们嗅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气息，这也预示着后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必将经历的彷徨和选择。无论如何，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翻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显示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力，他们的写作经验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后继者产生了深深影响。

二、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他们从此不但不讳言自己是少数民族，还为自己是新中国大家庭中独特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少数民族作家们也纷纷急切显明自己的民族身份，沉浸于翻身做主人的喜悦里。与此相应，他们开始创作出许多歌颂新中国、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作品，极力塑造和展现新中国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1950年，参加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李乔深入阿佤山，随后他发表了一篇反映阿瓦人生活的报告文学《拉猛回来了》，受到了文坛的重视，《人民文学》曾予转载，在作品发表时，李乔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加上了“彝族”两个字，这实际上是宣告了云南民族文学的勇敢面世。也正是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宣告自己族属之时起，“民族文学”这一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化翻身的新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承认和使用。【7]

这个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以全新的姿态显示出它与传统文学的差异，反映出生活的变迁与时代的变迁，大批民族作家开始涌现，无论在作家、作品的数量上，还是作品的内容思想上，较之前都有了质的变化。李乔的《拉猛回来了》、《欢笑的金沙江》，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晓雪的《祖国》等一些作品万方数据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成为了新旧民族文学的分水岭，标志着民族新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歌唱社

会主义新中国，着眼于讴歌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和民族大团结。李乔的《拉猛回来了》，描写佤族头人拉猛去北京参观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现出从民族“仇”到民族“和”的历史性转变；他的代表作《欢笑的金沙江》，以史诗般的气势，表现了凉山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罪恶的奴隶制度，当家做主，建设新生活的艰苦历程，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动人图景。较之李乔致力的宏大叙事风格，白族作家杨苏的短篇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则表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青年内心春风化雨般的变化，曾被茅盾称为“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小说情节和人物的设置都很简单，通过描写景颇族姑娘娜梦与母亲麻比在织筒裙上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景颇族新青年追求新生活、新理想的风尚，歌颂了在党领导下的边疆地区的崭新生活。除了小说，这一时期的民歌和作家诗歌也都体现出颂歌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方式——“来自北京的恩人啊，是您用温暖的双手，在我们心上燃起一盏明灯，使我们看到灿烂的前程。”(《毛派来的亲人》)“„„边地鲜花迎太阳，摘一朵最好的糯金花，献给敬爱的党，唱一支心底的歌，歌颂我们敬爱的党。”(康朗甩《赞哈的歌》)

纵观五六十年代这些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几乎都遵循着这一“颂歌”模式。当然这种歌颂是发自内心的，社会主义消除“私有观念”的要求刚好迎合了少数民族头脑中原始的平均主义观念，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社会主义新文化时，他们自然地把原始的崇拜心理移植到领袖身上，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颂，更多地带有虔诚信仰的成分，他们“对公有制的拥护，对私有制的抛弃，对领袖的虔诚，并非它是出自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而是传统观念与某种社会思潮在特定条件下的契合，是高层次的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低层次的原始主义观在历史螺旋形上升中的巧遇。”旧。从更深入的层面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涌现，也是在新的国家意识的规约下，对现代性所进行的一种重构。这种重构意味着它要营造一套新的叙事系统、话语系统和意义系统，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六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俨然是一种“显在穿着少数民族生活形式外衣，内在体现主流文化的文学，虽然这类文学以其新颖的边地生活题材，有效的国家形象展示而构成了文学史中云南50年代文学繁荣的基础，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些独特性却被淡化了。”19。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民族文学作品也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色彩和地域特色赢得了当时主流文化的青睐，作家在作品中展露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甚至对民族心理有限度的开掘，尽管实际只是对民族文化的表浅呈现，也满足了当时人们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要求。

三、复苏后的选择

随着“”的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沉寂的当代文坛开始走向复苏，迎来新的生命。回顾五六十年代的云南民族文学，翻身的少数民族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政治地位，各民族融合带来了有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参与了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行列中，体现出辉煌和灿烂。“”的到来，少数民族几乎又被抛入那个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正如哈尼族作家艾扎在他的小说《点火的人》中所说：“直到70年代，这里的人们仍像前辈那样，按古老的习俗打发着属于他们的那段时光。”所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较之中国主流文学“慢半拍”是毋庸置疑的了。

进入8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家作品除了在人口

较多、文化相对发达、具有一定文学基础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当中继续发展外，其它人口较少、文学创作基本是空白的民族如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阿昌族、普米族等民族，也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家、作者，迈出了本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群体。[1叫这其中就有一批优秀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如佤族的董秀英，白族的景谊，景颇族的岳丁、玛波，彝族的黄玲、吉霍旺甲、李骞、纳张元、王红彬，哈尼族的朗确、艾扎、存文学、哥布、诺晗，傈僳族的李四益，等等。在创作题材上，少数民族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新旧观念的撞击，民族文化心理的体察与剖析上来。当然，需要提到的是复苏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出现过一批反映后新气象的作品，表现出了浓郁的民族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感，它们对祖国伟大的政治改革表达了深情礼赞，如朗确的《茶山新曲》。随着现代文明的影响、异质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作家逐步从自身的文化形态中抽身出来，反观自我，这使我们发现在这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品中，直面人生的深沉现实反思代替了原来质朴的现实主义颂歌，文化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取代了简单的二元斗争模式。可以说，从此时起，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才真正意识到应该回归于本民族的生存现状、历史命运的思辨当中，从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品格，而不是简单依附政治命题，追赶汉族文学的脚步。这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的挖掘利用，艺术形式的传承创新，还是艺术观念变革和艺术视野的拓展，都是任何历史时期无法相提并论的。除了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转向，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如李乔、杨苏等也在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李乔这时期创作了《未完的梦》、《彝家将张冲传奇》，就是他另辟蹊径后的新收获。来自“山外的声音”震动着山里人的心灵，一场思想上的洗礼正悄然发生，新与旧的冲突趋于尖锐化，朗确小说《野女》中的哈尼族姑娘且露利己利人地做点小生意，却遭到了同族人的抛弃，连父母都说她“要当地主”、“搞剥削”，一个有头脑、善经营的姑娘最终败在了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意识面前。纳西族作家木丽春的小说《山外的声音》中的蛮子，把打到的熊肉拿到市场上卖了，执着于“见者有份”古规的蛮子父亲为此陷入了深深地痛苦和愤怒，然而顽固的父亲最终被蛮子买回的收音机中传出的现代世界的声响所感染，新的经济生活与思想观念还是俘获了这些山里的人。再看傣族作家陈建华的《野樱桃》、岩云的《橘园轶事》，陈旧的民族陋习无不在遭遇外来文明时被毅然决然地抛弃；彝族作家纳张元的《飘荡的山魂》，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生活中的本质问题和矛盾，他说：“远古的祖先能爬出葫芦，他们的祖先怎么就爬不出那个浅浅的酒碗?火塘怎么像一个魔鬼的怪圈，拴住了一代又一代想向山外挣扎的人?回荡在红土地的悠悠山歌，怎么永远充满了幽怨?”【l¨复苏后的作家们在经历“文化混血”后用冷静的目光反观他们原先“熟视无睹”的文化积淀，那原本属于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在这种注视下现出累累“伤痕”。他们的选择当中暗含着与“旧我”时代告别时撕裂般的疼痛，这种反思是必然也是必须的，在他们历数旧的民族文化带给新时期民族的“伤痕”时，无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重构做出了有益的思考探索。这正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复苏后的选择。

四、现代与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写作

80年代中期后，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一起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开始了又一次大碰撞大交流。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入中国，随后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掺杂进来。在创作领域，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巴塞尔姆、品钦、巴思、冯尼格、贝克特、罗伯一格里耶、塞林格等一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

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理论领域，萨特、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拉康等一些“后”理论家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西化的写作风气在中国当代文坛逐渐蔓延开来。发轫于1985年的先锋小说就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我们很容易在莫言、马原、残雪、余华、苏童、王朔、扎西达娃、洪峰等作家的小说文本中发现或多或少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因素，[12]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组成部分的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当然也离不开这一新的文化背景。换句话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必然要给云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以相应的影响，使之具有了新的内质。新时期之初，如果说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一时还未能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作品还或多或少地留有模式化痕迹，那么，在遭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话语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自我调整和思考沉淀，找到新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方式是必然的。

这个时期的云南当代文坛出现了新老作家齐头并进的局面，老一辈作家面对社会文化转

型，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拓展了创作领域。一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汇人了文学创作阵营，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开启了云南万方数据张永刚，杨凡佳：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民族文学的新篇。从这一时期开始，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开始真正重视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创作，力求深入挖掘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一些作家表现出“回归母族”的写作，地域意识明显出现在作品中。哈尼族诗人哥布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以母语创作来呼唤民族性的回归。种种迹象表明，在开放的时代环境中，有了创作表现的探索自由，也有了从更深的层面上去了解和展示自己民族的可能。我们从佤族作家董秀英、

彝族作家吉霍旺甲、哈尼族作家艾扎和存文学等人的作品中分明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存文学小说中体现出的以思茅山地哈尼族生活为内容的玛格拉峡谷情节，明显带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彝族新一代作家黄玲、王红彬、李骞等，在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还从博尔赫斯、福克纳、加缪等西方现代作家那里获得启示。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以开放的心态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消化，用有别于传统写作的方法技巧建构自己文学文本的新意义，既体现了对自己植根其中的民族文化的热爱，又体现了对这种民族文化进行的反思和拷问他们苦苦探寻着的，正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之路。

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一体化，一元论正是后现代所要消解的。如今，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正不断走向和成熟，其创作由单一型向混融型发展。也可以说云南的多民族文化特点，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可能，其中本土化魔幻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就是一个例证。它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显得更加鲜明生动，而且其民族精神方面也得到更加深入的展示。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小说是吉霍旺甲的《荒原的古树》、《守灵》，艾扎的《姑娘山》、《马伴》、《棺树》、《血岸》，存文学的《兽灵》、《鹰之谷》、《那年的牛头谷》，岳丁(景颇族)的短篇《月亮辞典》等等，在这些文本中，作者一反常态，运用跳跃的、意识流的、魔幻的手法(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叙述)，把真实世界变形地展现出来；这里没有崇高，也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但细细体味之后，又能感觉到生命个体真切的体验，背后隐藏的，正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种种苦闷、彷徨和不安。【13。他们在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心理进行挖掘的同时，实际上也把笔触探向了更为宽广的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之中。

近年，随着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是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人或死亡》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概念)等一些边缘化的批评理论兴起，女性被认为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和写作的，她从自身生命深处体察生命及其存在，从而保持了更多的自然天性以及与自然万物的亲和关系。董秀英在《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最后的微笑》中探寻边地女人的历史踪迹和生存境况，白族作家景谊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从心理视角对边地女性生命本体的体察，等等，可以说暗合了西方后现代视觉中的女性审思，因此，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中渗透着强烈的现代意识，从一个角度说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立场。这个立场拓展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空问，表明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演进的一个新阶段。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是一个宏大状态，它具有阶段性但又并非简单的线性排列，当我们对之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感到现象的复杂与多样对理论概括提出了挑战。在此必须表明的是，我们并非追求文学史的全面与精确，我们甚至尽力避开对文学现象作过多沉浸。在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中，我们立足于时代的变迁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并力求在这种影响中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这将有利于获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从而在新的层面和角度发现创作现状中的问题，为深入探讨提供前提与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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