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卷第1期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1.24 NO.1 2010年2月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Feb.2010 文章编号:1674—0882(2010)Ol一0021—05 论王士稹与遗民交往的功利性 李才朝,秦跃宇 (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王士稹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州推官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遗民群体认可,为其在文 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进而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 而远之的态度,是王士旗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演变过程的体现。最终,“鸟尽弓藏”可谓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 的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稹对遗民群体的“用行舍藏”,顺利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治功绩 的积淀,某种程度上也使其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怀柔文化的执行者。 关键词:王士旗;遗民;功利性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清王朝在统治地位确立后,在文化上以“佑文 兴学”相标榜,采取崇儒重道、尊孔尊朱等,并 通过纂集图书,解除书院禁令等措施,极力拉拢汉 王士稹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 族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王士稹与其侪辈走出仕 州推官期间,而其间的交往则是以诗歌唱和为媒 之路成为最普遍最现实的选择。王士稹虽幼遭易 介,存在着互生共存的利益关系。千方百计赢得遗 鼎,亲罹家祸,然长于新朝,时过境迁,对国难家 民群体的认可,进而为其在文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 仇的体验,已远不如其父祖辈惨痛深刻。毕竟遗民 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 之路是极其艰难的,王氏家族在明清易代的大变乱 顺治十六年(1659年),王士稹经谒选得江南扬 中,已有人为民族气节献出了生命,痛定思痛,最 州府推官,昔人虽云“烟花三月下扬州”,然其“愀 现实的打算就是日子还得要过下去。正如徐狷石所 然有忧色”。l2j(卷34, 4)因为此时的扬州,身创满清十 言:“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 卷弧 365) 日屠城,已是神人共怨,成为爱国遗民反清复明的 王氏家族于有明一代曾为四世宫保,而王士稹兄弟 根据地,对初出仕的王士稹来说,更无疑是个烫手 辈的名字日“士禄”、“士禧”、“士祜”,或许多少也能 山芋。身厕清廷与遗民之间,如何左右逢源以避免 说明一点其父祖辈对其兄弟们所抱有的出仕之心。 动辄得咎,决定了王士稹个人政治生命甚至家族的 尽管王士稹的诗歌创作朦胧虚幻,理论上强调情韵 命运。对清廷而言,即使不能弥缝江南汉人与满清 淡远,但为事功计,他与遗民群体的交往过程呈现 统治者之间的仇恨裂隙,如果能够拉拢其地的遗民 出的功利目的指向确实有迹可循。当王士稹踏上仕 诗人为之所用,也是王士稹大功一件。可是遗民这 途,身介新朝故老间,动容周璇,处处小心,努力 个特殊群体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与排外力,葛芝《侯 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是他安身保命的万全之 研德文集序》说:“每得一士,未尝不走相告也;闻一 策。遗民毕竟具有强大的力量,文坛毁誉牵连 败类,未尝不走以相戒也。” 卷8. 8o)这种情形,如同 着政治利害,因此王士稹对遗民采取了“用行舍藏” 东汉赵壹《刺世疾邪赋》所云:“所好则钻皮出其毛 的态度,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 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因此,首先博得遗民群 治功绩的积淀。 体的好感,赢得力量的认可,是王士稹日后在 收稿日期:2009—12—28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休闲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0034。 作者简介:李才朝(1984一),男,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秦跃宇(1977一),男,江苏仪征人,博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 一21— 诗坛开宗立户,并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的关键 所在。 者相互书信晤访,甚通殷勤。几经往还,王士稹甚 至还透露了一些自己被朝廷罚俸降级郁闷失意的 情绪。于是,便有好事者据此立论两者之间如何情 深意笃,因为人们习惯对那些理不应当的事津津乐 道,尤其是文人骚客间,如果再加上点官民关系, 王士稹初为人识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 “是年,西樵以殿试,与山人同上公车。东亭亦以太 学生廷试入都,始与海内闻人缟 论交,时号‘三 王’。”14W26)不过这毕竟只是牛刀小试,真正令其苕发 那简直可以传为人间佳话了。可是实际上对于王士 稹,这本不算绝密隐私之事。告白之下,于是包括 冒辟疆在内的遗民群体很多成员就晕头转向了。或 颖竖海内扬名的,是24岁(1657年1时济南大明湖 畔的“秋柳唱和”。《秋柳》四章使王士稹一举名噪大 江南北,一时和者无算,即便遗民领袖顾炎武亦慷 慨赋诗。此次唱和,王士稹以《序》中一句“仆本恨 人,性多感慨”自我总结式的话语,吊起了众多遗 民的胃口,以致纷纷附和,恐失彰怀良机。对于《秋 柳》四章的主旨历来争讼不息,笔者比较赞同严迪 昌先生的解说:“《秋柳诗》本事由郑妥年之类女子身 世起兴而讽责福王朱由崧祸国,自取覆亡,似最妥 切题旨。如此地托物以咏南明史事,既不违碍新 朝,因为弘光荒淫,天人共怒,理当谴责;而又能 兼得遗逸野老们共鸣”,“其本人二年前会试已是贡 士,行将成新进士,正处少年得志之时,他毫无必 要以‘吊明亡’之题招惹是非。”[ 由之而言,王士 稹此时不过无意振臂一呼,竟收获了响者云集的 “讨好”之功。 “秋柳唱和”为王士稹取得遗民的认可奠定了 一个良好开局。不过,此举虽使之声闻远播,仅可 谓崭露头角,尚不足以号令词林。欲真正无间融人 这个群体,王士稹还必须主动出击,其策略则是近 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之术。任职扬州之 后,王士稹的生活诚如吴梅村所言:“昼了公事,夜 接词人”,[6War25)就任三月他就借有事金陵,“馆布衣 丁继之家”,I ̄0"2o 7)并和钱谦益题沈颢绘秋柳绝句以 表对钱仰慕之情。时年九月二十六日,钱谦益八十 寿辰,丁胤往贺,并传王士稹“眷念牧斋,思以文 事相商榷之情”。【 钱则欣然为之撰《渔洋诗集 序》,并以“与君代兴”语相期许。钱谦益之威望,如 时人凌凤翔在《初学集序》所称:“前后七子而后,诗 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 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I 呦能得钱之赞许 如此,王士稹自然感激且又自负,多年以后仍追忆 钱为“真平生第一知己也。”【q(P20 在此之前,遗民耆 老林古度曾屈尊访王士稹于秦淮,读《渔洋集》与西 樵《十笏草堂诗》,并叹日:“甫展卷涉猎一过,使人 惊异慨叹,何其家学门风渊源有本,一至于是。”[91 n 三、四月问王士稹更曾亲访诗人纪映钟和海陵 望门、“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一家,自此与后 一22一 可谓王士祺抓住了遗民诗人自负而又自惭的矛盾 心理,用他们乐意标榜的“文雅风流”做钓饵,达到 了“执一御万”的效果。 同时,王士稹对遗民诗人的邀买也很注意“眼 球效应”,某些言行颇类“千金买骨”之古意。对于遗 民这种朝不保夕的个体或者群体来说,获得握有实 权的王士稹的庇佑,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居易录》 卷四载:“予在扬州日,通州布衣邵潜潜夫,年八十 余,无妻子,侨居如皋。予适按部至县,邵以书来, 云苦门夫之役。予抵县,次日晨往访之。所居狭巷, 不容车骑。予下车徒行人,蓬门陋室,卧榻与灶突 相接,所刻书板充栋。出市酤留饮,予为引满数 觞,尽欢而罢。邑令闻之,即日免其徭役。”[9 ̄'3750.-粥 ) 邵潜固为遗民耆宿,然不过一介布衣,且行将就 木,仍能得王士稹此番礼遇,这对其他人来说不免 是一番鼓舞。王士稹付出的代价当然不是“千金”, 但是封建社会官民之别价同“千金”,以此可交,远 人谁不愿来?广交与美誉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交友 愈广,美誉愈多;美誉愈多,则交友愈广。这些活 动无一不是使其日渐“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 的确认”,【-oKP・ 而对王士稹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俨 然就是其政治实绩。伊丕聪在《王渔洋先生年谱》里 有句话特别值得回味:“先生(王士稹)到任扬州推官, 以结纳江南士流为事。”I4 )作为官方色彩鲜明的一 介司法,却到处广交延誉江湖文士,这本身就 证明所谓“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其政治实绩确是互 为表里的一体共生状态。客观的政治实绩有力地促 成了王士稹对其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而其文化身 份的确立在满清朝廷的统治看来,直接等同于 政治实绩的成功。 王士稹甫到扬州任kz(1 661年),就罢去府僚迎 春旧例,以绝府吏奸利。此举先声夺人,大大地拉 近了他与遗民群体的心理距离。此后的“通海案” 中,王士稹冒着风险庇佑政治大案中的无辜者,进 一步在遗民群体中树立了自己的“同人”形象。《渔 洋山人自传年谱・卷上》云:“山人所谳,皆于良善力 为保全”,“全活无算”。[61f"zo 7】其“保全”者可不是一般 的犯人,而是串通所谓海寇(指郑成功)的嫌犯,明 白言之,也就是政治犯。此种“山人所谳”在谁看来 都是“风险”,他们得以保性命,对王士稹自是感恩 而政治立场则会直接关乎生死存亡。 统治者从来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况自 己身处敏感地带,因而可以说王士稹在扬州的每一 天都如坐针毡,可是又不得不作强颜欢笑。他在给 戴德,念念于心。至于其他遗民观其举措不禁也有 感同身受,代表评述如冒辟疆序其考绩而云:“公实 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61 O'ar25)王士稹在遗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湛若青天,地 冒辟疆的书信中写道:“日坐愁城苦海中”,“迩来事 事拂逆,告贷无门,殆如少陵所云‘心死著寒灰’,”[91 内心的惶恐焦灼不言而喻。他说:“宵小之辈,起 而效尤,此岂可 久居者哉。”[glg'ZW )官场风云莫 位则有奉若神明之感。王士稹秉公行事宅心宽厚的 政治作风固然有其家教敦品励行的影响,如康熙元 年(1662年)五月,其母夫人孙氏访扬州告之“人命 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记也”,[6](P20 但是其 中主导因素更多乃是王士稹为实现个人价值而作 务实选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实践途径也就是 通常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此君非彼君不是 问题,反正最终目的指向总是宦海扬帆。 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而 远之的态度,是王士稹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 演变的过程体现。清王朝入主中原,励行文化 ,从精神上彻底震慑钳制汉人,著名者如文字 狱之“查嗣庭案”。雍正四年,查嗣庭以吏部侍郎主 持江西省试,出题“维民所止”,被诬“维”、“止”二 字是欲去雍正之首,结果查被捕下狱,病死戮尸, 株连家族。令人恐怖的是,相似奇祸差点被复制粘 贴到王士稹的长兄王西樵身上。康熙二年(1663年) 七月,西樵主河南乡试。翌年三月,吏部捃摭去年 试文语句有疵,‘拘西樵,后转刑部推问。消息传到 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士稹处,直如五雷轰顶,惊怖失 措。其后西樵事虽得澄清,但仍被免官。尽管此事有 惊无险,但让王士稹明白了一件事,朝廷屠刀依然 随时悬在每一个顺服者的头顶。何况康熙初年,民 间反清复明活动仍然相当活跃,而江南遗民往往成 为这些地下活动的联络人。因此,王士稹即便为了 项上人头也没有必要和他们深入纠缠而引起清廷 的疑忌。他谨小慎微地考量着与遗民群体交往的限 度,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虽与钱谦益互有诗书 通好,却从未有过登门拜访,因为钱谦益以病为由 辞清廷之职后,成了暗中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 的高层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政治”,王 士稹是断不肯造次与之面晤深交落人口实的。毕 竟,文雅风流更多时候仅是兴趣爱好和交往手段, 测,固不可久居,而扬州对于王士稹来说,又岂是 久居之所?他在积极组织“红桥之会”唱和风雅之 余,不露声色地等待着离开扬州。 “鸟尽弓藏”这样的古语,则可谓是王士稹与遗 民交往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稹荣登 进士后虽未被按“向例……遽任内职”,但是当时的 圣旨亦明说了“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 补”。…】(卷“ , 机遇姗姗而来,“康熙三年,总督郎 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 朱之锡亦以委盘河库,综霰精详,协助陧工,剔除 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迁本部员外 郎”。㈦(P17"4 ̄1tl2后,王士稹恩宠叠身,扶摇直上。康熙 八年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充四川乡试正考官,十七 年正月授侍讲,二月转侍读,十月充顺天乡试正考 官,十九年迁国子监祭酒,继充明史纂修官,二十 三年十月迁少詹事,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二十九 年三月迁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寻充经筵讲官、国史 副总裁,十月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年二月充会试 副考官,三十一年调户部右侍郎,三十三年转左侍 郎,充《渊鉴类函》总裁,三十五年奉命祭告西岳, 三十七年擢左都御史,三十八年十一月迁刑部尚 书,达到其仕途顶点。王士稹“以诗受知圣祖,被眷 遇甚隆”。遇礼不可谓不优厚,而其文学创作内容亦 为一转捩。其几部杂著中,诸如“臣之蒙恩,何啻十 倍”,“大哉,王言洞见万里矣”之类述皇恩赞明君的 话语自此俯拾可掇。 王士稹位极人臣,如其所言:“诗文书画,皆以 人重”。[9](P4549)他已不再需要遗民群体为之鼓吹扬揄。 位列京官,云波诡谲,错综复杂,动辄得咎,他更 需要的是一个如贾雨村所夸示的“护官符”。于是, 我们看见王士稹的交游自录开始相应地前引后赘, 务要载明交游者的官职阶衔方可,并毕恭毕敬地引 类联属日:“叶文公盛《水东日记》备记省垣督抚时僚 友姓氏籍贯。先曾大父司徒公《历仕录》亦然。前辈 敦友谊念故旧如此,今人以薄为道,用心如此者鲜 矣。予官京师三十年,洧更数署,受同人之益不 一23— 少,暇日追忆,笔之简册,意欲使儿孙辈知之耳。” [91(1'402'5)其果真“用心”,何以厚此薄彼,何以对官场同 人直“意欲使儿孙辈知之”,而对于当年与其共同吟 咏文雅风流,如众星捧月般追随左右的江南故交则 王士稹迁京后的综合形象就是朝乾夕惕为社 稷民瘼,小心翼翼以事君结宦。前者赢取清誉,后 者保全性命。宦游数十年,王士稹深明浮沉之道, 更加洞彻了“伴君如伴虎”之理。其在《居易录自序》 略之又略,恨不能削,仅言“数之金陵、姑苏、昆 陵,所至多文章之友,从游者亦众”。[9}(p376 《居易录》 里,他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的上司同寅,或可谓他 正在努力构架自己的“护官符”。 此时的王士稹与遗民已绝少有主动交往的事 迹了,并且对遗民那种狂傲不羁面折訾诘的行为有 了抵触的情绪。《居易录》卷十三载:“康熙庚戍冬, 沛县阎尔梅古古在京师,先考功兄召同吴江顾万祺 庶其饮,予在座。阎老而狂,好使酒骂座。酒间愚兄 弟叩其所作,阎朗诵数篇,顾以前辈事阎,执礼恭 甚,至是起赞日:‘先生诗不减杜少陵矣!’阎勃然 怒,直视顾日:‘小子何知!何物杜甫,辄以况我耶!’ 顾面色如土,趿躇而已。予殊恶阎之僭诞,思抵峨 以折其气。有顷,阎又举其《云中与曹侍郎秋岳倡 和》近体诗:‘当Et战场成遇礼,至今兵气满寒空,地 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穷’云云。予日:‘先生 此诗可追空同黄河水绕汉宫墙之作。’阎大悦曰:‘知 言哉!向者芝麓(谓合肥龚端毅)云:有诗当示西樵、 阮婷兄弟。信然。’予徐笑日:‘知言某不敢当,然有 一言相质,先生谓李献吉顾出杜子美上乎?’阎愕然 日:‘何谓也?’予日:‘适顾生以子美拟先生,某私以为 太过,而先生怒斥之。某以献吉拟先生,而先生乃 大喜,然则献吉不远过子美乎?此某所未喻也。’阎 赧甚,不能答,但连呼日:‘不必言,且可饮酒耳。’ 未久遁去。”[91(P3922-3923) , 检视这段记载,且不论其中玄机,至少可见王 士稹对待遗民耆老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前文 提及邵潜,亦是“性傲僻不谐俗,好谩骂人”,然而 王士稹对其何等礼遇,对其性格乖张因素则选择性 失明了。阎古古,与万寿祺并称明末“徐州二遗 民”,矢志抗清,百折不回。此次酒间,他之所以喜 闻空同(李梦阳),恶听子美(杜甫),除了李圣华所说 的“易代的肃杀之气,白与杜诗不同”的潜在文化心 理以及因“心系故国”而推崇先朝诗人的“情感偏 嗜”而外,恐怕也是对王士稹本人的欣赏甚至是奉 承。从一语辄悦其心看,王士稹对遗民的心理实已 了若指掌。只可惜,此时的欣赏与奉承已纯是一厢 情愿了。高居庙堂之上的王士稹不再肯从情感与心 理上去包容遗民群体的内心感受,这是其与孤节遗 民渐行渐远的标志。 一24一 里说:“余备员卿二,时惴惴有尸素之惧”,“予仕宦 四十年,居易俟命,钝拙无似,而顾以此蒙知主 上”。[9](P3673-3674)“居易俟命”,是身居高位且彻悟“高处 不胜寒”之后,王士稹得出的最平静从容的人生体 解。当他纤微必至地为出仕的儿子钞写为官心得 《手镜录》时,当他苦口婆心于君臣、上司、同寅、绅 衿之礼,彼时的王士稹早已成为纯粹的“官场中 人”。扬州的人和事,确是真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李圣华先生说:“‘存诚’二字俨然成了王士稹与当世 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U3](PS4)如其所 言,因为王士祺不可能做到与遗民们推心置腹,互 诉衷肠。但是,“存诚”不是指王士稹个人心胸的坦 露和身份的依归,而是在于他们心灵上存在着共 鸣——国破家残引发的生命的幻灭感。正如蒋寅先 生所说:“我宁愿假定在王渔洋和遗民间存在着某种 默契”。 23)这种“默契”,主要也就是他们心灵上的 共鸣。 然而,王士稹与清廷之间何尝不可作此假定 呢?王士稹初出茅庐任官扬州,职衔虽微,干系重 大。一方面,清廷看重他的诗文素养而别有用心。对 遗民群体的武力征服,自然有暴力机器的执行,而 对那些家国信念强烈的遗民知识分子而言,“武器 的批判”只能激起更剧烈的反抗。文人有文人的交 通方式,所以安插一个文人更容易与他们打成一 片。另一方面,与王士稹的家世背景也有关。王士稹 的祖父康宇公曾于崇祯间任扬州兵备副使,为人宽 厚而颇得民心。“根正苗红”的出身已先行为王士祺 赚取了与遗民群体深入交往的好感。再一方面,王 士稹长在新朝,没有任何既定政治背景,一张白纸 不容易让人联想到“招安”的谕旨。虽然没有仕宦经 历,但生性“醇谨”的性格会让王士稹在处理人际关 系和公务的时候不会囿于成见,不会因“钻牛角尖” 而激化与遗民群体的关系。这些应该也是清廷所能 预想到的,所以清廷最终选择了王士稹。当暴力征 服仅仅能夺取人的生命的时候,怀柔往往能发 挥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前所述,王士稹在文坛的言 行举止,不露痕迹地实践了这一,其中值得回 昧的是,清廷为何如此信任王士稹?王士稹“保伞” 通贼者“独无或咎”,真的如其所言“有天幸焉”吗? 而他所说的这个“天”是暗指“天子”吗?对于这个问 题,只好归结于前面所提的假定了。 综上所述,王士稹与遗民群体的交往确有其或 景,我们不能对王士稹与遗民交往所折射出的心态 过于求全责备。更多的时候,王士稹的处世可用“外 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来形容,正如其 给冒辟疆的《答寄青若世兄书》中说:“人生真不堪把 明或隐的功利目的。但是,考虑当时特殊的社会背 玩也。”[9](P2375)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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