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探索整理

一、名词解释

1.洛阳铲

又名探铲，一种考古学工具，铲头为铁制半圆筒形，其一端有柄，可装上有韧性的木杆。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利用半圆筒形的铲将地下的泥土带出，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通过对土壤结构、颜色、包含物等辨别，探测地下土层的土质，以判断地下有无古代墓葬等情况。可打入地下几十米。

2.史前考古

史前考古以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的时期

的人类遗迹、遗物为基础，

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

同时还要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

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

3.栽培/圈养

栽培和圈养都是人类行为的变化。

栽培是指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将植物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培植，包括对土地的整治和特定植物管理利用方式。

圈养则是指最初人们将一些暂时吃不完的活的动物放在天然地洞或圈以栅栏养起来，后逐渐成为人类对动物的一种管理利用方式。

4.驯化

驯化是指人类将野生动物、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

一般在野生生物引种后提供必要的环境，以选择为先决条件，促使其生存条件及其遗传性向着人类所需要的方向改变，由人类行为变化导致物种变化、新品种形成。

是在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出现的一种文明进步行为。

引申含义：使习惯于家庭生活，适应和喜爱家居、喜爱家庭，采纳异族风俗习惯、采用外来或不熟悉事物。

5.农业

农业起源于至少一万年前，是人类运用其智慧去改变自然环境，利用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来获得产品，并进一步换取经济收益的生产活动。农业生产改变着自然景观环境，并带动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变化与发展。

6.肆、祼、献

肆、祼、献是商周时期祭祀祖先的礼节。

裸之言灌，王用以瓒、玉圭或璋酌带有香气的郁鬯先授以尸神主偶像，尸得献而以祭酒灌地降神。裸礼为享宗庙祖先之大礼，用以请求祖先降临，必先灌乃后荐腥荐孰。

肆者，进所解牲体，谓荐血腥。《小学答问》日“《诗》、《礼》皆谓祭牲体解为肆以肆为剔。”是肆即杀牲取血腥，用于享祖先人鬼裸礼之后。

献，当非祭祖之专名。献鬯曰裸，献血腥，曰朝践，献熟食曰馈，是以礼器祭献鬼神均曰献。

7.六瑞

瑞玉是礼神时参祭者身份标志物，由于行礼时有秩序的规定性，要根据参祭者的身份排序，不同身份必须要有特定的身份标识，于是就有了“六瑞”。六瑞分别是：镇圭、恒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其中，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示等级差别。

8.中心柱窟

中心柱窟，顾名思义，该洞窟会凿出一个中心塔柱。

—般多分为前室、主室和后室三部分。

主室部分是中心塔柱前方的空间，其正壁开龛塑主尊像。

柱体的其他三面绘壁画，与外侧壁形成三行道，供礼拜时绕行之用，是一个U字型的甬道，两侧分别称左右行道，后壁则被称为后行道，有的后行道被凿开变大，则变成后室。

随着发展，中心柱窟也不断发生变化，后期的中心柱窟出现两种形制：第一种是穹窿顶的中心柱窟，第二种是套斗顶。

9.禅定窟

禅定窟是指经幵凿用于僧人禅修的窟室，有单独的，也有组合式的。可分为寺院式和石窟式，石窟式又可分为龛式、单室、多禅室等。地区多为崖龛和多室窟。崖龛即直接在崖上幵龛，龛室规模小，形制简单，其顶部多为券顶，室门敞口，龛室内涂泥抹光，个别龛内绘有与禅窟有关的壁画。单室禅窟与崖龛类相比，窟内空间较大，窟室形制较为规整，呈方形或长方形；顶部形制多样，有券顶、平顶及穹窿顶；壁面多经修饰。多禅室窟则是在窟室正壁或侧壁凿多个禅室，窟内禅室均较小，大多内无装饰，部分禅室内稍作修整，少量有壁画。

10.碳十四年代

碳—14年代测定法，就是根据碳—14衰变的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这一原理通常用来测定古生物化石的年代。

在活着的有机物体内，有一部分碳元素为稳定同位素碳—12，还有一小部分是放射性同位素碳—14。生物活着时通过呼吸来补充碳—14，而当某种植物或动物死亡后，其体内的碳—14就开始衰变，但稳定同位素碳—12的含量不会变。

在已知碳—14衰变速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测量样品中的碳—14衰变的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年代。碳—14的半衰期为5730年，因此，可以用来测定距今6万年左右的化石。而对于年代更为久远的化石则为力。

11.青铜器

青铜器是由青铜合金制成的器具，。所谓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等元素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

青铜器做出来时是金色，埋在土里经过长时间的锈蚀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青色。

范铸法和失蜡法的青铜器的主要制作方法，

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

在中国，据文献记载，距今5000-4000年时已开始冶铸青铜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青铜器，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

青铜器的考古修复方法主要有焊接、补配、整形、去锈等，采用何种方法除要视每件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应做到尽量保持器物的原貌，特别不能伤害器物的铭文、花纹和古斑。

12.李贤墓

北周李贤墓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为方形土洞墓室，是北周时期原州刺史、骠骑大将军李贤及其妻长城郡君吴辉的合葬墓。

该墓早年曾被盗掘，但墓室结构基本保存完好。墓内绘有大量壁画，保存好坏不一。墓中清理出两百多件半模制彩绘陶俑，还出土陶家畜及陶灶、井等模型，以及陶器、金银器、铜铁器、玉器、玻璃器、各色料珠等。该墓葬七百余件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充满西亚风格锤刻有人物故事的鎏金银瓶、玻璃碗、银装铁刀、镶青金石指环，说明古代固原地区与西域有着密切关系。

13.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以西，目前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墓主人李静训是北周宣帝皇后杨丽华的外孙女，深受其宠爱，隋代大业四年(608)离世时年仅9岁，家世显赫，曾祖父是北周时期赫赫有名的骠骑大将军李贤。该墓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墓中石椁石棺皆为青石制成，雕制精美，墓中出土了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令人惊叹的随葬品。其中有一条镶嵌珍珠和鸡血石、雕大角鹿的青金石的金项链，极为精美。随葬品中，还有波斯风格的金银杯和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等西方风格物品。

14.敦煌石窟

广义上应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瓜州县的榆林窟和东千佛洞、肃北县的五个庙石窟。

其中，开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遗存数量最多、类型最齐备、延续时间最长、塑像和壁画保存最精者，首推莫高窟，它可视作敦煌石窟的代表。

莫高窟创建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历经千余年的续建，现存洞窟730多个。

敦煌石窟大体可以分作宗教礼拜活动用窟和宗教生活用窟两类。其中，前者可细分为塔庙窟、佛殿窟、佛坛窟、大像窟、涅槃窟等，多保存有塑像和壁画，主要集中在南区；后者包括僧房窟、禅窟、精舍窟、瘗窟、仓库窟等，主要集中在北区。

15.藏经洞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它位于第16窟甬道北侧壁内，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洞。该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主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辨。洪辨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洪辨真容像，从而成为纪念洪辨和尚的影窟。大约在11世纪初，由于某种原因，这座影窟被封闭成藏经洞。1900年，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些秘藏近千年的佛教文物和为数甚多的古代文献重新问世，使学术界为之震悦，它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大库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资料。

但由于晚清，藏经洞宝藏发现不久，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人奥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接踵而至，以种种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出土的绝大部分文物，现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公私博物馆之中，遂使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物和敦煌石窟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

16.块范法铸造

块范法是商周先民最先采用的、整个青铜时代中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法。主要步骤是制模、制范、浇珠、修整：先制出欲铸器物的模型，再用泥料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然后制作一个与容器内腔相当的内范，并使内外范套合，最后，将熔化的铜液（1100—1200℃为宜）注入浇口，器物应倒着浇，可以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取出铸件。

17.块炼铁

块炼铁是将铁矿石在1000℃左右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而得到的含有较多夹杂物的铁的技术。这种铁为海绵状固体，含碳量低，质软，只能锻，不能铸。经加热锻打，挤出夹杂物，改善机械性能后可制工具或兵器。块炼铁在反复锻打的加热过程中，同炭火接触，有可能渗碳变硬，成为块炼钢。块炼铁技术最早出现在西南亚地区，公元前1200～前1000年，块炼铁的使用已达到一定规模，后传入欧洲。块炼铁生产时间长，燃料耗量大，效率不高，但却以其冶炼工艺条件低、产品锻造性能好而在古代冶铁业中占有一定地位。这种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技术一直沿用到西汉中期以后才为生铁炼钢法所取代。

18.三星堆祭祀坑

三星堆祭祀坑位于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分为一号坑和二号坑，

出土器物数量巨大，种类丰富。

两坑大小相仿，但硬质器物多寡不等，两坑均为东北—西南走向，

坑内器物是被“倾倒”在坑内，很多器物刚出土时或烧熔、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且大都夹杂在炭屑灰烬里。

坑内不仅出土了尊罍瓿等中原常见形制的青铜器和玉器，而且发掘出大量风格独特，极为罕见的大型人物雕像、金杖和青铜神树等器物。

这些器物对认识长江上游青铜文化的面貌和探索中国区域性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及其珍贵的实物材料。

19.葛维汉（D.C.Graham）

葛维汉，1882生，美国人。191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四川，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1932年任华西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他是最早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专家。在上世纪20年代末，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就出土过一批精美的玉石器，引起了考古学家的重视。1933年秋，葛维汉到广汉进行调查和发掘，他以现古发掘技术进行规范发掘，两个多月下来就获得精美玉、石、陶器等六百余件，就此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对三星堆文化的揭示有着开拓式贡献。

20.马式

古代用以传授相马技术的教具，是表现相马标准的青铜模型，马体中空，先铸造成形，表面有机械加工微痕，题铭制作工艺观察，铭文大多错银。

目的是从众马中选出好马。

21.天马

汉朝对来自西域良马的称呼，意即神马。

汉武帝时期求“天马”以改善汉马品种，先引进了西域的扁孙名马，名之曰“天马”，后才知大宛马也是名马，遣使求不得，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得马。此后，汉武帝将扁孙名马改名，而将“天马”赐予大宛马。大宛马就是所谓汗血马，即今中亚土库曼斯坦阿哈而捷金马的祖先。

天马的特征是：小头长颈、膘肥、体高、修腰。

22.高领袋足鬲

高领袋足鬲有高领、三袋足和分裆三个基本特征。

其制作过程是：先模制出的三个相同的圆底罐(即袋足)，将三罐口部用泥拼粘在一起，然后接上高领和足尖，最后加上耳、鋬和附加堆纹等。这样,这类陶鬲很自然地形成高领、三袋足和分裆三个基本特征，

因而称之为高领袋足鬲，以强调其特征及与其他陶鬲的差别。

有些领内有模糊的反绳纹，说明部分个体的高领也是模制的。

目前所见高领袋足鬲标本基本都是通体饰有绳纹，分双耳、双鋬、无耳无鋬三种类型，此外也有少量单耳和四鋬的个体。

23.殷墟

殷墟是商朝晚期都城遗址，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周围，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

自1928年科学考古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24.进化

生物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或自己内部的发展，逐渐由简单趋于复杂，由低等趋于高等的形态和体质的进展变化。

在生物学中是指种群里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间的变化。所谓性状是指基因的表现，在繁殖过程中，基因会经复制并传递到子代，基因的突变可使性状改变，进而造成个体之间的遗传变异。新性状又会因物种迁徙或是物种间的水平基因转移，而随着基因在种群中传递 。当这些遗传变异受到非随机的自然选择或随机的遗传漂变影响，在种群中变得较为普遍或稀有时，就表示发生了进化。

简略地说，进化的实质便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

26丝绸之路遗产段遗产点

2014年申遗，包括北庭故城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城市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军事保障遗址）、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佛教遗址）。

27.李贤墓鎏金银壶

出土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高长身，卵形腹，细颈、鸭嘴形流，圆形底座，一长柄，顶端铸1人头像，高鼻戴圆形帽。颈部到底部三圈连珠纹，表明受波斯或中亚粟特地区影响，腹部一周突起的三组6人男女浮雕图案，内容来自希腊神话中海伦的故事，含有希腊罗马文化成分，可能是在中亚粟特地区再生产以后进入中国的一件物品，是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性。

28.汝窑

北宋时期主要代表瓷，因产于汝州而得名，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

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缘于文献中对其的高度评价和供奉御用的官窑性质。

由于汝窑生产时间并不长，金军入侵中原时宫中所藏器物又大部分遭到破坏，因此十分珍贵，传世文物最新统计是92件。

汝窑胎质细密，呈香灰色，造型十分规整，制作十分精致。在装烧方法上，碗盘类器物主要采用“裹足支烧”的方法，其他采用“裹足刮釉”的方法。

汝窑化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工艺精湛，造型秀美，釉面蕴润，高雅素净的丰韵而独具风采，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29.化妆白瓷

以磁州窑为代表，由于当地瓷土品质不高，胎质较粗，胎色略深，因而在胎与釉之间施白色化妆土，再施以透明釉，烧成洁白且富玉质感的白瓷，达到了粗瓷细作的目的。

二、简答题

1.考古遗存与传世文物在研究价值上有何不同？为什么？

答：考古遗存分为遗物和遗迹。遗物是指古代人工制作的物品，比如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农作物等。遗迹是指古代人工建造的各种工程和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比如房屋建筑、人类脚印等。传世文物：文物学术语。由前人遗留下来的流散在社会上的各种文物。博物馆中往往收藏一定数量的传世文物，多系搜集而来，通常按质地或时代分类。

 其中考古遗存系为较真实的资料，为第一手资料，在考古学中价值最为重大，考古中很多结论就来源对考古遗存的研究。考古遗存能知道是从哪里出土的－电子经纬仪定位；确定时间－通过遗址里的堆积物，其顺序来看时间；内容的确定；（按顺序挖掘的方法）

 传世文物相对于考古遗存来说，其真实可靠性有待于进一步甄别，所以价值不如考古遗存，随着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传世文物在考古研究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其价值还是不能够忽视的。

 Eg.5000年前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石钺（以前人、过去的考古报告认为是铲），从考古遗存可以确定不是铲是钺。

2.就中国材料说明应该从哪几个角度研究稻作农业起源？

一、植物本身的变化（尺寸、形态、颜色、习性、稀疏）

最初，普通野生稻为人类提供天然食物。后经人类驯化后，形成原始栽培稻。多年生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形态和生育特性有很大不同，比如：前者的茎段再生力很强，种子生产力则很弱，种子落粒性和休眠性很强，发芽不一致，一般为异花授粉。栽培稻则完全相反。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的差异如此大，说明它的驯化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在自然条件下，普通野生稻的性状有利于群体生存，一旦种子被人类拿去播种繁殖以后，在人造的田地里，从播种到收获的反复过程，使它脱离了原先的环境，人们“栽培压力”的方向是转向种子产量高，不易落粒，发芽一致等，于是合乎栽培需要的个体得到增殖，整个群体向栽培型转变。

又如，粟去皮后称为小米，它最初是由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为粮食作物。

二、农业工具的产生和变化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的石器较少，由于其石器以砍砸器为主，这正是火耕农业中砍伐树木的最有力工具；皂市下层文化的稻谷遗存生产工具为大型砾石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屈家岭文化遗址的稻谷遗存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是砍伐工具和适于翻土的石铲。河姆渡文化的稻谷遗存显示其先民使用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

工具骨耜，标志着河姆渡稻作农业已经脱离了刀耕农业阶段而进入了耜耕阶段。除骨耜以外，这个遗址还出土过木铲和鹿角鹤嘴锄，适用于中耕的工具。良渚文化遗址的稻谷遗存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斧、锛、石犁、石镰、耘田器等，其中以石犁和耘田器最为引人注目，它标志着水田耕作技术的进步。

三、人类生存模式的转变

先民们曾长期习惯和熟悉攫取天然食物的生活方式，后来，人口增长与人均天然食物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出现了栽种植物特别是谷类的生产活动。

i. 植物大遗存分析

a) 基盘是判断水稻是否是栽培的最直观的形态学依据，在栽培稻中，很少见到凸出的基盘。驯化稻的基盘不对称，深凹，维管束的部位常呈宽的不规则的或者延长的孔。

b) 稻粒大小变化：半驯化性状，谷粒的形状不能作为驯化性状的一个绝对指标。普遍认为：栽培的谷粒会比野生的祖先大，经常更厚，这种性状认为和作为在更多扰动的耕作土壤中的深埋相关。谷粒增大常用来作为判断小麦和大麦是驯化或半驯化的一个指标。对比来自远距离地区的稻粒，尤其是来自不同纬度和气候带是有问题的，因为稻粒大小的变异有可能和气候的差异和生态的适应性相关。

ii. 植硅石的进化：大的扇形植硅石代表了一种收割方式，即可能是用镰刀只收割植株的上半部分，此时小穗已经具有了非脱落的驯化性状。小的扇形植硅石的消失更是说明收割方式的变化，即不再像早期的连根拔起，因为连根拔起带有植株下部叶片，从而会出现小的扇形植硅石。同谷粒大小这个性状一样，谷壳双峰植硅石可以用来推测进化的趋势。

但是，同稻粒大小一样，我们可能会发现植硅石有时候也受气候或者纬度变化的影响，因此，植硅石的变化有可能同气候变化或者驯化相关。

iii. 检测栽培和农业系统：杂草群和农田系统，通过杂草植被的分析可以推断稻谷在形态改变前栽培活动的开始。

iv. 文献资料。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稻米最多的国家之一，栽培稻谷的历史非常久远。先秦的古籍中有许多地方讲到种稻的事，其中最多的是年代较早而又比较可靠的诗歌总集《诗经》。《鲁颂•閟宫》：“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说是在后稷（早于周）的时候就有稻了。

v. 遗址。在严文明先生《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按照地理位置，梳理了大量新时期时代的历史遗址，包括了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9处、长江中游的11处、珠江流域、云南等地。对于考古遗迹的挖掘和年代排比可知，在一万年前，中国开始出现有意识地使用水稻，也对研究水稻的地域起源中心有重要的作用。

3.三代青铜器的主要功能及其类别。

1、夏-酒醴之盛

青铜礼器始于夏代，这由二里头的发现所证实。 其共有鼎、 爵、鸡彝（盉）、斝、觚、 铃、 戈和戚， 可见其大多属。

其中鸡彝（盉）最为多见，是夏代代表性的礼器，为其裸享宗庙之用。

另外，鼎、罐为牺器。尊为贮酒器。而簋，甑为粢盛（放供祭祀的谷物）所用。

2、商-酒醴之盛、牺牲之盛鼎

酒器占居全部青铜礼器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尤以爵、觚二器最多。酒醴之盛的基本组合是爵、觚、斝、为享宗庙祖先裸尸降神之礼器。

其次， 牺牲之盛鼎也居以比较重要的位置， 其形体之大， 在商代青铜器中占据首位。其数量之多， 仅居爵、 觚之下。 这可以视为商代青铜礼器已相当成熟的标志性特点。

第三。商代青铜器类别多而功能已趋明确 ， 形制和纹饰已相当规范。牺牲之盛 酒醴之盛 粢盛 水盛 乐器 仪仗器一应俱全，形成一个相当严整的青铜礼器体系。

3、周-酒醴之盛大为减少，牺牲之盛和黍稷稻粱之盛

其一、酒醴之盛大为减少，牺牲之盛和黍稷稻粱之盛相应增加。而后者中的鼎和簋日益居于重要地位 。由“重酒的组合”转变成“重食的组合”。

第二、青铜器上出现长篇铭文。其作用一是借助超社会的神祗之力和世间的力量，肯定周人新贵的政治地位。二是把祭祀者的社会利益同祭祖联系起来， 由亲亲而尊尊， 由神而人，以最终获得尊贵的社会地位。 这也同样明显地反映出周礼向社会政治人伦的进步 ， 亦即对祖先祭祀的社会功能化和政治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礼器锐减 ，诸侯国礼器涌现，出现许多媵器。这无疑是“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的政治产物。 同时下层民众墓葬中大量出现仿铜陶礼器。这均反映了自 上而下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与大变革，是青铜礼器走下神坛进入社会日常生活的自然演进的结果。

4.简述龟兹佛教寺院遗址内的“区段”与“组合\"

1.古代龟兹的每处石窟都有其独特的规划，并通过有特定职能的区域清楚地展示出来，魏中正教授认为不妨把这些区域称为区段。

区段是遗址中同类型洞窟或洞窟组合集中分布的区域。区域有时较易识别，有时需要更为仔细的观察分析，因为它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演变，有的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营造意图。一个典型的区段仅包含一种类型的洞窟或洞窟组合，其他类型洞窟或洞窟组合的出现多来自于后世的续凿和改建。比如说，以克孜尔石窟谷西的三个区段为例，克孜尔最早洞窟的开凿在第一区段，即90-10至10-24窟以及75至81窟，这些窟包括年代较早的僧房窟和未经修饰的方形窟，以及年代稍晚的77号大像窟等；第二区段的44至74窟最初都是储藏窟，开凿在不同的高度暗示其发展演变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跨度，在龟兹的佛教石窟中独一无二；第四区段的洞窟组合出现了中心柱窟，这一稍晚阶段的洞窟类型暗示了龟兹佛教中新出现了一种旨在宣扬涅槃思想的礼拜仪式-绕行礼拜；

2.洞窟组合是龟兹石窟寺院研究最重要的议题这一。事实上，龟兹石窟的寺院中几乎没有哪个洞窟是孤立开凿的，每个洞窟都是一组特定窟群的构成单元。洞窟组合的初步定义是（魏中正教授之定义）若干洞窟开凿的位置彼此毗邻，通常位于同一平面且共用前室或栈道；组合内的洞窟分布在明确的界限以内，与其他组合的界限不重叠。不同类型的组合反映的是不同的需求，克孜尔的窟群类型主要可以视为两类洞窟组合的变体：第一类无中心柱窟，通常由一个或多个方形窟和一个或多个僧房窟组成；第二类至少包括一个中心柱窟，方形窟和僧房窟可有可无。

5.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获取考古资料和进行考古研究，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会而形成的一门考古学分支学科。

科技考古用的现代科技方法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化，可以超越传统及单学科方法的局限，从不同物质遗存、特别是隐性材料来提炼各种信息，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为考古学提供了更精确的手段和信息，显著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工作效率。（长期以来只是集中于现在人类居住的地域，对于人迹罕见的荒漠高原、南北两极、森林丛木、海河大泽基本未予涉足。科技考古学正在补充这些空白和不足；碳十四测年等）

但是，科技手段的应用与考古学的问题意识及科学阐释并没有很好结合起来，使得科技测试与考古分析缺乏互补和整合。为此，考古学家要了解科技方法的潜力，而科技专家也要知道考古学家探索的问题，合力整合显性和材料的信息，为解决挑战性的课题提供比较可靠的结论。

6.简述怛罗斯战役

怛罗斯战役是唐玄宗时大唐的势力与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在中亚诸国相遇而导致的战役。怛罗斯战场的具体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葱岭以西。

公元751年7-8月，盛唐王朝与新崛起的黑衣大食在怛罗斯相遇开战，是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的直接碰撞，阿拔斯王朝胜利。

据传，唐将高仙芝率数千余骑得以身还，中国造纸术因这场战争传向西方。

这场血腥大战，影响重大、深远，它改变了中亚势力格局，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大

唐帝国失去控制中亚和丝绸之路的霸主地位，畅通的丝绸之路从此衰落，自豪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7.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思考探求文明起源的意义

8.简述敦煌考古工作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对莫高窟进行了石窟描述，对石窟年代和壁画作了考定，对题识进行了记录。1914年学者鄂登堡，除详细描述洞窟外，还逐窟进行了测绘，绘制了洞窟平面图、立面图和位置示意图，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这段时间里，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在进行一些考古工作的同时，也以种种不公正手段，骗取大量藏经洞出土文物。

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作科学考察，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莫高窟石窟形制进行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

60年代以后，对窟前殿堂遗址和洞窟进行清理发掘，对认识和了解莫高窟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大批实证资料；1962年宿白先生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到莫高窟进行石窟考古实习，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敦煌七讲》，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石窟考古方法和程序，即运用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来调查、测绘、记录（包括文字、照片和墨拓）石窟的全部内容，成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的理论指导；莫高窟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测绘和记录；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分期与排年，时至今日此项工作仍在继续；后又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清理，基本弄清了洞窟的结构、使用状况、功能和时代等。

未来考古工作：在新的世纪之初，侧重石窟考古报告的组织，这是任何石窟保护和研究单位的基础性工作和首要任务；全部敦煌石窟的分期：洞窟年代学的研究是洞窟专题研究的基础。敦煌洞窟分期研究工作有待继续，最终完成全部洞窟的分期与排年。

9.简述先秦时期中国冶金技术的发明创造

1.）夏商时期：青铜冶铸技术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铜：冶铜技术可能自西方传来，但在中原地区创造了青铜块范法铸造技术

金：金的使用与西方有一定关系，但中原地区将金从人身装饰转变为器物表面装饰，并最先流行铸造金属

铁：中国北方地区最早使用陨铁和块炼铁，冶铁技术也可能自西方传来

2）两周时期：完成冶金术的本土化进程

铜：西周早中期，镀锡技术可能自西方传入，最早在陕甘宁地区开始出现，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传播

铁：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率先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是世界冶金史上又一个属于中国的重大发明创造：战国时期，生铁技术已经开始向周边传播

金：战国时期金珠工艺从西方传来，但在制作技术上已有本土特点

总之，从冶金起源到青铜范铸、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以及金器的铸造来看，中国先

秦冶金技术在自身文化和技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技术，并逐渐形成自身特色鲜明的冶铸技术体系。

10.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例，阐述考古发现、文物研究与陈列展示的关系

考古发现是文物研究与陈列展示的前提，而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则是陈列展示的前提，两者共同服务于陈列展示。以三星最祭祀坑为例，自从二十世纪发掘以来，就进行了大量的文物研究与修复工作，复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物等等，为三星堆博物馆陈列展览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1. 三星堆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是以三星堆遗址作为文化背景，以两个器物坑文物作为主要展品，根据当时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陈列设计者本人的认识和理解）来设计布置的。以后，三星堆博物馆又修建了专门的陈列三星堆文物精品的二号馆；

2. 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开始于三星堆器物坑发现之后不久，那是还有许多文物没有复原，《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也还没出版，许多所谓的研究结果只是学者们基于一种观感，绝大多数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基于当时认识而设计制作的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自然也存在各种问题；

3. 星堆两个器物坑所埋器物的来源问题：从古城以外运来掩埋的可能性很小，这两个坑的器物应当是来自于古城之内，由于坑的防向和城的方向一致；

4. 太阳神崇拜和鸟的崇拜的思想；一号坑和二号坑是来自两个神庙的两个祭祀场所，不应该打散文物。三星堆器物坑是和三星堆古城、三星堆土梁（土台）以及其附近的地面建筑有关联的埋葬坑性质后，再加上三星堆一、二号坑文物的系列，需要对文物彼此之间

的关系进行考察，比如二号坑的神像系列、人像系列、人神之间器物系列。

11.谈谈中国古代相马术的源流

商代出现职业相马人；

殷末至西周以降，又相继涌现出第一批成熟的和杰出的相马家；

春秋战国间，产生了成文的和传世的理论著述《相马经》；

古之相马，虽然各代都有继承和发展，各家却自有师承和自成传统。虽然他们虽然各自着眼于不同部位，但是都能够鉴别良劣这一点，却是共同的长处。《淮南子•齐俗训》：“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

西汉及其以前的相马术，单纯从作战的要求来鉴别好坏，把马分为“善走马”和“非走马”，以及“国马”、“良马”和“鸳马”(亦作“骑马”)等等。

我国古老的相马科学，经过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各代的发展，更加臻于完善。及至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则集历代各家之大成，结合亲身观察实践，整理汇编了有关相马、养马和医马的系统的技术成果，以致将马匹外形学推向一个更高的新水平。《齐民要术》以体质确定用途，将马分成“筋马”和“肉马”两大类。在侧重作整体观察认识的同时，对于马的头部、腰脊、腹胁、四肢、后臀和尾巴等局部组织，以及耳、鼻、口、唇、齿等感觉器官和消化系统，也都有精辟地论证，认识益加精深。

12.试论随葬品的年代与墓葬年代的关系

随葬品的年代一般会早于墓葬的年代，或与墓葬的年代同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可能不只是有那个时期的，也会有早于那个时期的随葬品，所以，不能凭墓葬的年代来断定随葬品的年代，当然也不能以随葬品的年代来断定墓葬的年代（同一土层中年代最晚的最接近墓葬年代）

13.试从考古发现论述磁州窑的民窑性质

磁州窑有两个中心，一是以彭城镇为中心的古窑址，从宋代延续至今，但是因为受到破坏较大；另一个是以观台窑址为中心的漳河流域，考古工作证明，观台窑址是目前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最典型的磁州窑遗址；

1. 观台窑各期、段出土的器物都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是碗、盘、瓶、罐、香炉、盆、枕等，没有定窑早期生产的那种装饰极复杂、华丽的水注和净瓶等；

2. 从另一角度看，目前发现的出土磁州窑或观台窑器物的大多是平民墓葬或一般的村落遗址和地方城市，如被洪水淹没于北宋末的钜鹿故城中，在城市居民的房屋中出土了大量的磁州窑瓷器，许多明显是观台窑的产品；

3. 当时官窑多以单色釉取胜，而磁州窑则以多种技艺、造型优美、纹饰丰富、独树一帜。磁州窑的装饰纹样也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题材，早期的菊花、半圆形团花、云头形团花等，有简单明快的特色，既带有唐代金银器装饰的风格，又扫除了繁缛的弊端。从第二期前段开始，流行在器物上写吉语，第期中纹饰的题材以表示富贵的牡丹为最多；第四期器物上还出现了广告性的文字；

4. 采用毛笔在瓷胎上作画的方法，较刻、堆更为自由活泼，可从笔触中充分发挥艺人

才能，对后世绘瓷艺术影响很大，还采用了半刻半画、多采剔花、刻花填色等装饰手法。烧成的白地黑花瓷，对比强烈，风格清新，深受劳动人民喜爱。

5. 观台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降低成本，增加成品的出产率。在观台窑前三期，都十分流行器物搭烧和对口套烧方法。烧制大件器物的时候器内套烧其他小件器物，充分利用空间；钵形盆对口套烧，钵形盆的个体较大，内外均施釉，两件对扣，内中可以烧制各种器物，钵形盆内部釉色光润，本身也作为一种产品。

14.试述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意义。

丝绸之路开辟于汉朝的繁荣发展时期。汉武帝时期，为了打败匈奴，洗刷汉朝自建立以来受到的来自匈奴的屈辱，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令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和乌孙，欲与之联合共同对抗匈奴，从而首次打开中国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也就是丝绸之路的雏形。（汉王朝需要西域的良种马来打仗）

这条路开通后陆续出现了通往西域的许多干线。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总枢纽敦煌。由敦煌至楼兰，分为两路：一路沿昆仑山北麓至于阗，称南道；一路沿天山南路至疏勒，为北道。除此，自哈密西行也有两道:一路自天山南麓西去，会合北道到疏勒。一路沿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自疏勒西去又分两路:一路西南经大月氏、大夏以至安息；一路西北经大宛、康居以至奄蔡。涵盖了包括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中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的广大地区。

中西方文化交流大动脉。丝绸之路的开辟，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成功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通过丝绸之

路，中国的丝绸、铁器、打井技术等传到西域，西域的土特产、乐器，印度的佛教等也传入中国。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15.世界上的七个驯化中心及其驯化物

近东地区：大小麦、豆类、牛、山羊、猪

中国黄河流域：粟、黍、菽（大豆）、大麻、狗、鸡

中国长江流域：水稻

非洲萨凡纳地区：高粱、非洲稻、龙爪粟、牛

中美洲：南瓜、玉米、向日葵、菜豆、羊驼、天竺鼠

南美洲：南瓜、奎诺阿藜、山药、马铃薯、辣椒、菜豆、棉花、胡椒

北美洲：南瓜、向日葵、菊草、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