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设史讲义

开篇：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一 王权、商业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迟滞问题探索

整个一部城市发展史，可以归纳为裂变与整合的过程。

之所以称之为裂变，是较之与一般的变革，其具有的意义，此前城市固有的秩序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离析解构，与介入的参变因素及其引发的新的功能要素一起，重新组合，寻求新的整体功能和结构方式。

裂变之后，是一段整合时期，新秩序在尝试和协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以至达到它最终的形式。

裂变和整合，在登高和平步两个方向上，共同构成城市进步的阶梯。纵观历史，城市的发展就是这么一种实质。 王权、商业和工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史上的三大参变因素，相应构筑了城市发展的三个台阶。

一、王权在城市诞生中的作用

城市在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它集聚、生成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定型的具体过程中，总是要受控于一些具体的力量。

一面是生活的自然需求，一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概括了的城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全部主客观原因，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王权意志表现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使得城市同以往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差异。应该说，村落过去所有的功能和要素基本上都被城市所承继，但在王权的介入下，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人们将分散和集中作为区别村落和城市的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在王权的驯服下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城市的诞生不是人们欣喜的创造，而是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历史，总是这么一种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要用不文明的形式来创造。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及种种，虽然村庄为城市生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孕含着城市的胚胎构造，但它不会自动转化，向更高的形式迈进。作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达到巩固的形式代表，村庄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么一种限度后，因循与守旧等保守成分成为它的主要品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的发展。自我满足再加上空间距离和物质环境的阻隔，每个村庄实际上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生动地描述了这个世界里村民生活理想的状态。如果没有什么惊扰，这种自满自足，墨守成规的村庄生活会几千年不变地继续下去。刘易斯·芒福德形象地把原始村庄比作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

新的活力来自阶级的分化。剩余价值的产生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诱发了争斗，部落首领在竞争和冲突的过程中，凭借有利的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形成集权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治大群人的单方面的统治关系。逐渐地，这种集权形势把粗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产生了。

劳埃德· 摩尔根和威廉·莫顿·惠勒所谓的新事物（emergent），是指事物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原有实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城市从乡村的脱胎，无疑紧扣了这一概念，所介入的新的因素，则无疑是国王手中强有力的权势。

我们知道，城市的兴起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内将此前处于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状态的许多社会功能聚拢，形成一个复合体。如果没有统一的号令，这样聚拢的顺利实现是很难想象的。在王权制度形成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对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进行防御或攻击，有必要建立一个力量据点。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以强制的手段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社会因子、社会权力动员起来并束集在由城墙封围而成的“城市”这么一个大容器中，形成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元素的城堡，控制着辖区之内的社会组织并对其活动发出统一的号令。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时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促动因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国内对城市起源的探讨，多着眼于经济学的原因。其实社会大分工对城市的起源属于前提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造就了王权，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分析近２０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战国至汉初，人们是认定夏鲧为作城的创始人。也有筑城始于禹说，《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

既然筑城为君，那么在方式上便处处贯彻这一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作为主导因素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西城市的差异时，认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的政治自治地位，是作为附属依赖于皇室，故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效，因而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显示出理性管辖的特征。

其实，西方城市也只是在中世纪之后，市民阶级兴起，城市才逐渐摆脱了封建王者的统治，取得的政治地位，表现出新的形式。在它初始的时期和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有受王权的支配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的阶段，其组织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贯穿着他们的意志。除古代埃及、日本和英国外，高大的宫殿、庙宇居中，环以坚固的城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对内对外展示着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震摄的力量。这样以实体形式传达威势信息成为所有主义地区和时代城市建设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世界城市的古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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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以此为特征的，尽管具体的手法有种种的相同和不同。

有充分理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生成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象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

二、商业对城市进步的贡献

城市是作为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如果它的作用不曾突破此囿，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今日意义上的城市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城市代表了整整一个阶段。在我们看来，如果以城市为标志，将文明史划分为“前城市时期”，“城市时期”和“后城市时期”也是有充分的论据的。

相比于前后，文明的“城市时期”的所有成果和特征来源于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以“城市”这种形式集其大成。从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很可能会解体，而被一种关系紧密但空间上分散的网状结构所代替，这样的状态实际上是全球一体的集聚的最高形式，是后城市时期的“地球村”情形。

就城市自己的生命过程来讲，基本上是统治中心、商业交换中心和生产中心三大功能逐一参加复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相应或连带的其他功能，日趋演化为复杂的综合体，成为一种文明的铸模。它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为诞生，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解体为消亡，集聚是它的基本特征。

集聚使城市象一只攥紧的拳头成为统治力量的中心所在，这种性质使其在外表上呈现出封闭的形式。但是，与外表上的静止和封闭恰恰相反，集聚给城市必然带来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内部分化、协作、交流的强化，而且是对外交往和联系的强化。

战争和贸易，城市以这么两种寻常和不寻常的接触方式大大扩展了对外社会交流的领域。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城市的对外关系主要是战争的话，象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的那样，每座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之间都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那么，商业贸易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城市对外关系的主流，变为城市的基本标准和固有活力，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早先贵族统治者往往对商人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因为商都是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通过商业掌握了雄厚的财富，从而形成可能其统治的潜在势力。在中外城市历史上都有过排斥商业的情形。如公元前６世纪之后，古希腊的商人、银行家已经开始威胁到早先贵族和武士们的权力，然而显贵和大思想家们却始终将新生的商人团体排斥在城邦国体之外。甚至连一些商业城邦的对待商业也视同无物，按照规定，市民不得经商，如要经商，必须象陌路人那样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去。只有象爱基那等少数几个城市才准许市民从事商业活动。

即使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商业还是顽强地植根于城市中，并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了。西方历史上，公元前７世纪以后，随着金银铸币作为新的交换媒介问世，商业贸易便成为城市生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了。希腊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有丰饶的腹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还由于它们把兴趣从军事征服和公开掠夺转移到了商业活动中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缘故。伊奥尼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城市规划，已显现出米利都式布局中商业事务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罗马帝国时期，在遥远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城镇，商业和官僚都一起体现在城市的精神和形式里，带有柱廊、宽阔而极长的商业街成为这些城镇的典型特色，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有这样的商业街。叙利亚的安条克城，街市贸易不论白昼黑夜地进行，区别仅在于照明方法的不同，表明商业精神不顾文化的其他特征，已产生了自身特有的形式。罗马城中，宏伟的广场从不曾摆脱市场的属性，在高大豪华的背后，狭窄的街道两侧，又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店铺，旅馆和酒肆。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特别是加洛林王朝以及后加洛林王朝时代，城市式微，“西欧已经变成一个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城市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比它在任何处于同等文明阶段的其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小。但是从１２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重要”。这次城市复兴改变了西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和骑士制度的发展一样，代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中世纪城市自己“也不再是先前消失了的事物的翻版，而是一次新的创举。它不像古代的城市或者近现代的城市，并与同一时期在东方发现的城市类型不一样，尽管其差别程度较小。”

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皮隆尼认为直接的起因是商业复兴。而刘易斯·芒福德却认为事实与皮隆尼的解释正相反，首先是有了城镇的复兴，然后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撇开因果的顺序不谈，中世纪城市与商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的的确确的。在当时动荡不安和充满战争的世界中，城市同修道院一样是一片安全而和平的绿洲，每周一次定期的市场交易是城市最大的经济利益。商人因为获得庇护而在此永久地居住下来，并发展成一个新生的阶级，成为中世纪城市生活的独特成分，尤其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伦马底平原，须耳德河（the scheldt）、缪士河（the Meuse）和莱茵河河谷，以及东欧通过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顿河连接波罗的海和里海、黑海的两条大商路沿线上。

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成为城市自治机构的永久性成员之后，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这个时代推动了陆上和水上各条重要通路的重新开通”。各地区的城市成为商品大军前进的踏脚石，在广泛的区域内形成了商品的大流通。中世纪的城市实现了商业的自由。

商业给中世纪城市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的自由繁荣培育了一批富有的商人，并使得商人们在共同的利益下结为社团，逐渐地，这种自由自愿的商人社团演变为古典城市不曾有的，可以脱离封建国家常设机构而存在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组织。随着势力的增长，他们先是以拥有财富的形式在经济上分享了权力，随后又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司法等方面对现行统治者提出了权力要求。中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举之一——自治联盟，就是以这种方式兴起的。

自治联盟不只是商人的联盟，而是扩大到一个城镇所有的居民。它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城市社会的分化重组和权力转移，最终实现城市自治。封建统治原有政治秩序下的控制与归顺的关系让位于一种对立的关系。资本主义作为对立面悄然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拉开序幕。这么一种状态既不存在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代世界的城市文化中，也不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者吞食弱者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农业社会中。从种植了资产阶级萌芽这个意义上说，对中世纪城市商业怎样的评价都不显得过分，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窥出它对城市发展的伟大意义。

商业成为西方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在１７世纪。这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这就是说商业作为性因素全面渗入城市之后，对城市旧有的体系首先予以否定和消解，然后在新的原则基础上重组。从性质上来讲，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政治中心变为经济中心，由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变为大众谋求金钱与利润的场所。对外关系由封闭对抗转为开放交流，内部秩序特征从追求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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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态形式转为追求功利效益的动态运行和新陈代谢。具体表现为：

其一，市场无孔不入的扩大与多元化。凡是能够赚钱的地方都有市场的滋生繁荣，并且林林总总，有形与无形，它们综合在一起，象城市的触角，远近不等地伸出，在城市与辐射地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其二，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形成。中心往往是权威的位置，城市中心历来为神权和君权所把持，商业立足城市中心充分表明自己左右城市的走向的强大实力。

其三，街道规划和土地划分强调土地的利用率，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提高土地价格。在这个目标下产生的标准化、单元化的棋盘格式规划，是商业城市典型的功利主义平面。地形、景观、人的活动和需要等因素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其四，城市突破城墙随机发展，失去人为塑造的形态。

其五，空间和时间一样是金钱，高密度的开发造成普遍的拥挤，以至于公园、绿地等休憩场地的丧失。 其六，城市建设不追求永久的形式，在资金流动周转的催促下，城市更新的速度加快。 其七，自由、竞争、流动、周转等动态作用缺乏统一的规范，城市相应显得杂乱无序。

其八，城市新的建筑类型及新的功能要素大量增加，以支持新的城市目的。比如功利性建筑类型和数量比重的加大并占据更为主要的地段，交通运输等流通设施在手段和技术上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到十九世纪工业给城市带来新的推动之前，商业在城市舞台上充当主角约２００年之久。这是西方城市发展的第二个台阶。

三、中国古代的“城”“市”

关于工业与城市的发展这里不再论述，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城市。中国城市诞生的公式： “城——王权”+“市——商业”=“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就性质而言，始终不曾脱离政治堡垒的特征，纯粹商业性的城市从不曾占到主流地位。政治地位是城市的根本命脉，城市经济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关乎整个国计民生。长期以来，商业不是一种目的，而是维持政治性城市自身生命活动的一个条件，一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商业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但由于商品经济与封建统治者赖以立足的自然经济之间天敌般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又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

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不论在产生的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着如影随形般的关系。《易经·系辞下》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尧舜时不仅产品交换的领域已相当广泛，并且有了贱买贵卖赢利的意识。《管子·揆度》篇说尧舜时期“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黄河流域部落和西北、长江流域之间已有交换。《淮南子·修务训》载“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尸子》说舜“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禹时商品交换成为治邦的大计之一，据《尚书·皋陶漠》载，禹在治水时曾说：“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樊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义”。意思是：又和稷一道教民播种百谷，给人民提供粮食和肉食。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些都发生在中国城市起源的时期。

不过商业不是城市的直接动因，城与市很可能是分离的。在考察中国初期城市的形态和性质时，张光直认为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包括这样一些要素：

一、 夯土城墙、战车、兵器；二、宫殿、宗庙及陵寝；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址；四、手工业

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

从这里不难清楚地判定城市的政治、军事本质和王者君临一切的地位。内中无有市场的位置并不奇怪，因为对于王者来说，交换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象在百姓生活中那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场无涉他们利益的根本，自然不成为早期城市必然的构件。倒是手工业作坊更为重要，因为不仅一些生活用品，礼法器皿，而且贮粮器物、兵刃利器等军备物资也出自这里，因而更具战争价值，因而与城池密不可分。

不过按理推测，城附近该会有市。《逸周书·殷祝解》记载汤起兵时“民闻汤在野，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委货”就是扔掉商品，从这里看，如果市不在城中，也必在城的附近。

商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大兴时期，《尚书·酒浩》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郭沫若解释道：“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为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民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计，贵族亦率先经营此道。贝作为货币广泛使用，而且出现了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市，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概念和固定形态的事物，故殷彝器金文中有“市”字出现。《商书·盘庚》有“若挞于市”等记载。在这样普遍的商业活动中，城市以其特有的优势肯定会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六韬》上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但考古勘探至今尚未发现“市场”遗址。已发掘的商代都城，从前期的郑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到后期的安阳殷墟，它们共同的组成要素和基本的布局结构是：

第一， 城墙、濠沟或两者相结合作为防御设施；

第二， 作为政治中心的宫殿区设在城的东北部，全城以此为重心； 第三， 墓葬区分布在四周外围地带； 第四， 手工业作坊也分布在外围地带；

第五， 居民点分布于四周外围的农业、手工业地区。

唯独不见市的踪影。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主要还在于城与市是松散的连带关系。城带有市，但市不属于城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空间上二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一个城可以带有多个市，在一定的区域面积内组成“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行使中心的职能。前引《六韬》所载就是这种松散联合的一种形式。后来完整意义的城市的诞生是这种联合体在空间上的收缩聚拢。其次，市场既然不成为城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在物质形态方面发展不力，故难有长留的遗址。

西周城市作为宗法分封政体和礼制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进入政治制度的序列，具有了上层建筑的意义，较之前代城市单纯的暴力工具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建立了我国早期政治型城市的一种典范。一套营国制度对许久以来营都建邑的经验作了阶段性的总结，制订了各级城邑严谨而规范的模式。以王城而言，市与宫、朝、祖、社一道，成为城的结构元素之一。但必须指出，这个市属“宫市”性质，是为君主的生活服务的，所以《周礼·内宰》规定“后”主“市”。对于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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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重农，以为本业。“ 工商食官”，依附于统治机体。与周朝社会严密的礼治秩序相一致，商业贸易也处于严格的规范之下。除了各级城中之市以外，在王都周围５００里以内也作了规则的市场布局，《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馆，堠馆有积”。又从《周礼·地官·司市》及《礼记·王制》等文献来看，西周对市场作有全面的组织管理，概括起来有如下措施：一、参与流通的商品；二、贵族不得直接参加交易；三、规定市的类型与各种人等交易的时限，市外不准交易；四、设置专职来掌管市场秩序稽查、验证、税收等事；五、商品以种类价格按肆排列，加强市门管理。

在施行有效的监控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证必要的商品交换，另一方面也扼制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经济活力极其微弱，各级城市之间表现为层层控制的政治关系，经济上的联系是次要的。庞大而缺乏动态活力的城市网络，是国家稳定的一个保障。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城市的旧制体系也受到剧烈的冲击。政治因素，战争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导致城市变革的三大根源，而最具意义的，当数经济因素。而且，政治、战争对城市影响的深刻性，也最终体现在经济形式上。

战国年间，中国商业发展掀起了一个迅猛的高潮，其汹涌之势一直波及到西汉。突出发展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基础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一个直接因素。大约从桓文以后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年间，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追逐的社会，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无不孜孜求利，“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这样的势如卷席的商品洪流里，市场兴旺事属必然。

战争进一步促成城与市的一体化。战国年间干戈扰攘，“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了守城，必须提高经济上的防御能力，城的大小、人口多少、粮食贮备、财富积蓄以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都关系到存与亡，故《墨子·杂守篇》云：“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守也。”时人认为，市对城的占守至关重要，《尉缭子·武议篇》说：“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又说：“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这些认识直接促成了城与市的结合。

一体化了的城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枢纽，开始具备了广阔的社会经济效果，成为兼具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功能的空间实体，“城市”的意义趋于完整了。

“城市”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产生，其结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目的下的清晰性与条理性。考古显示，春秋战国中原各国都城大都采用“城”、“郭”毗连结合或“城”、“郭”相套的布局方式，杨宽先生认为前种布局源自西周初期东都成周，是为了增强国都的力量。城集中了宫殿官署，是为宫城。郭则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还有相当规模的市和手工业作坊，是经济活动集中的地方。宫城的营建推行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郭的规划要旨则在于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良好运作和治安秩序，方法是：

一、以职业身份组织居住。《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管子·大匡篇》进一步明确：“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二、采用封闭式的里制，以防奸邪贼乱。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大体上都沿用这种里制。 市不仅是郭中商业活动集中的区域，而且由于“工商近市”，显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核心。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并出台整套的市场管理制度，开了中国古代集中封闭市制的先河。《秦律》的《金布律》即订有多项的市制条款。贺业钜先生认为，《周礼》中《司市》所述之市制，大概是以齐临淄的市制为蓝本的。

分析当时施行封闭市制的原因，可能是： 一、 为公共场所，沟通内外，交连四方，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安全； 二、 市为商业活动的主渠道，交易秩序关系到经济全局； 三、 诚如《管子》所认为，市场具有特殊的调适功能，可用为治国的工具。其谓“市者，货之准也”，

是说市场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场所。如果在市场上控制商品的价格，使商人“百利不得”，即得不到过高的利润，那么“百利不得则百事治”，各项生产就都能搞好，“百事治则百用节”，各种需求也能得到调节。这样，国家就治理好了。所以，“市者可以知治乱”，即通过市场可以透视出社会是安定还是纷乱。

此番市制在一定阶段有利于城市商业的发展，它毕竟在开端的时候建立了一的游戏规则和场地，战国众多繁荣的商业都会不能说与市场的规范没有一点关系。但必须看到，这种集中封闭的市制的建立本意不在促进商业的发展，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当然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而实施的管理手段。到后来，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变得落后了，越来越不能适应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它为什么还能够长久存在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特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博大根深，商品经济发展不力，没有对它形成足够强大的摧毁力。同时，在统治阶级重农抑商开始凸现以后，它一直被官方所利用，通过有关市制条款的订立，如具有浓厚贱商色彩的市籍制度等，体现其导向，为封建统治服务。

西汉长安有九市，其它有名的都市，如洛阳、宛、临淄、成都、平阳、邯郸、等，也设有市。在一些更小的城市中，如会稽、淮阴、淮南、荥阳等，也设市。在成都附近的新繁曾经出土有一块东汉画像砖，上面刻画了市的平面图（估计为成都市），是非常宝贵的古代市制的形象资料。

东汉雒阳有三市，金市最大，在西城中，南市和马市分别在东城外和南城外。曹魏邺城有三市，从左思的《魏都赋》看，市设有围墙、旗亭，商品按种类列“肆”，并有固定的交易时间。六朝都城建康有三市，设于水边，便于航运。北魏和隋唐洛阳有三市。隋唐长安有东、西两市。

集中而规范的市制在战国时期产生，是商业发达的结果。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之后，城市有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势所必然，这时，市制一成不变的沿用不仅不能满足需要，反而成了障碍了。对交易时间和空间的是一个方面，再者，将挂名市藉的贾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推行贱商法令，借此遏制了人们奔商的势头和倾向。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抑商的根源，禁榷、土贡〔土特产进贡〕、官商业三项制度是抑商的保证，市制则成了一条措施。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极其缓慢。

在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构成是手工业和商业。两者之中商业的地位更为重要，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商业的活力。在把持了主要的手工业之后，统治者又把商业压缩在“市”区这么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便极大地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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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等于束缚了城市进步的步伐。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是在封建统治体系之外的一种的和自治的城市，有如沙漠的绿洲一样，在不自由的封建社会中是封建统治之外的一片自由土，能置身于封建制度的干涉和管理之外。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关键在于城市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具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手中，从而基本上摆脱了封建的依附关系。中国的城市经济既然那么弱小，受控于统治阶级，无力成长为一股的势力，那么，统治者就能始终如一地掌握着城市的一切，轻易地把城市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再用作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实施统治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封建城期局限于政治、军事工具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区别出了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在性质和作用上的完全不同。这一不同，又导出中国和欧洲封建制度的重大不同。“在欧洲，城市与农村是分离的，是两个各自的经济体系，因此，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二元的；在中国，城市与农村是统一的，农村不是与城市相分离，不是各自成为一个体系，而是农村为城市所统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元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依赖农村。中国封建城市，等同于封建统治的政治堡垒，完全寄生在小农经济的机体上。

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制经济，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相对的对立同一关系。商品经济在两个方向上对自然经济发生作用，一方面，商品经济不断瓦解、破坏自然经济，扩大自然经济中交换价值的生产，促使自然经济向消亡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它又给自然经济以支持。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它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都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的。其自足性、封闭性都较差，结构松散，空隙较多。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一样，商品经济存在于自然经济的空隙中，并渗透于自然经济，对自然经济起着补充、调节、支持的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尽量减小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增大支持作用，也就是保持二者的同一性，减小斗争性，便是统治者的一大课题。总的来说，抑商是各代奉行的策略。但是，抑商并不是取消商业，精髓在于控制，在于把握，既要让商业存在，又不能听任商业的自由发展，始终将其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时，在城市中实行市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市场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交换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因为自己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对于商业是极大的推动因素。对于市场权，即举办和管理市场的权力的控制，不单单是从中获取利益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拥有左右商业发展的能力。在西欧，市场权的授予本属王室特权的范围，到了９至１０世纪以后，逐渐旁落被瓜分，分属个人、教会和市镇。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后果是市场的大量兴起，从而酿成１４世纪到１７世纪的商业，使商业真正成为于乡村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一大行业，为西欧新的社会转型即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条件。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统治者牢牢把握市场的重要意义。

当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处于同一状态时，它的作用在于支持自然经济，也就是商业加强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形成以小农业为主体的“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封建经济结构，商业与手工业一样，是小农业的附庸。由于小农业的分散性，决定了商业的分散性，就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商品经济存在于自然经济的空隙中。商业一旦，整个封建经济就有崩溃的趋势。而市场对于商业，用形象的语言来说，的确具有磁体般的吸附功能，它的不断壮大使商业朝着集约化、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市制，控制市场，就是与官商相配合，将商业压制在有限的规模、简单的形式和零星分散的初级的状态上，使其囿于封建经济的结构之一，而不至于成长为破坏的力量。

四、宋代的商业与城市发展

能否突破官立市制，看来已与中国封建统治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也成了中国城市进步能否启动的开关了，从很多方面来讲，中国城市早已是商业发展的一块沃土，只是受到人为的压制，城市商业活动的规模和意义才显得那么局限。一旦条件成熟，它蓄积已久的力量就会冲破桎梏，喷薄而出，以酣畅淋漓的姿态改变着城市的一切。这情形，富有历史意义地，在北宋时期发生了。

宋代商业的发展，费正清等认为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它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变化是全面而又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首先一个表现，是延续千年的市制与坊制的全面崩溃，而市制与坊制的崩溃最终又既归果又归因地与“街市”的产生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市坊制的崩溃与街市的产生是同一件事。

东京，是北宋的都城和最大的商业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来开的重要意义。市坊制度解体、街市繁荣是东京最为典型的城市特征，是东京区别于前代都城的关键。在这里，街市首次作为中国都城中的一种主要存在，并发育成为一种机能多样，形态丰富，相当成熟的城市功能要素，在根本上影响到城市整体，导致了中国古代城市在形态，制度及性质作用上的嬗变。商业突破了传统市制在时空上的束缚，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的经济职能空前增加。如果把城墙作为古代城市政治、军事性质的形象代表的话，那么街市就是中国古代城市迈入新时期趋于近代化的典型标志。 1.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中国城市，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 夏——中国古代城市始于夏；  西周——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  春秋战国——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博士“先秦城市总体观”：与先秦时期国家发展的三大阶段相对应，先秦城市的演变可分为三个互相继承但又各具特色的发展时期，即肇始期、确立期和转型期。 第一阶段 肇始期

1．时间：约相当于仰韶后期到龙山时代阶段，即距今5500年~4000年之间的铜石并用时代。 2．社会特征：万邦林立的初期国家阶段。 3．城市诞生萌芽。 第二阶段 确立期

1．时间：约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 2．社会特征：共主支配下的广域王权国家。青铜时代。 3．城市类型：王朝都城；方国城；周边邦国部族城。 4．城市特征（以王朝都城遗址为典型代表） （1） 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宗庙宫殿遗存是宗法制度和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因而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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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中心——城市的最核心内涵和决定性标志物；宫庙一体，以庙为主构成这一时期宫室建制的一大显著特色。

（2） 城市总体布局较为松散和缺乏统一规划，这与城市经济结构上农业尚占很大比重、政治结构上尚保留

着氏族宗族组织有密切关系；最具特色的是地缘政治并未伴随文明时代的到来而立即出现，城市居民仍聚族而居。

（3） 城垣的有无尚未形成定制，城垣并非构成夏商西周三代都邑的必要条件；三代都邑的城垣建筑都具有

“卫君”（含统治阶层）的性质而不是为了保卫邦国中全体成员的安全而修建的。见于东周时代的“守民”之郭在此时期尚未出现。

第三阶段 转型期

1．时间：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2．社会特征：列国分立、兼并战争频繁，社会经济长足进步。

3．城市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其功能与性质的巨大转变。这种变革可归纳为

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和城郭布局的形成两大方面。

3．1．筑城运动：两种形式

（1） 绝大部分城池是列国出于攻防的军事目的而修筑的。

（2） 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采邑逐渐突破等级城制的约束，采邑逾制筑城。

春秋时期筑城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旧的宗法等级城制的破坏，那么战国时期筑城运动则使新的郡县城市体系得以确立。一破一立，成为这一时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主旋律。

城市性质的转变：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王城、相对的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最终为封建国家的都城及作为其股肱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郡县城所取代。

3．2．城郭之构：城郭相连的两城制形式 “郭”是宗法等级城市制度的破坏形式。 “郭”——“守民”，首先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增长及大量集中于城市，并且随之而来的市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其产生的一大动力。

从三代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到由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和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郭两大部分共同组成城市，这是与郡县城的出现并列的、标志着春秋战国城市性质转变的最根本性的要素之一。

城市扩大了，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用地构成发生了变化。郭中的闾里、特别是“市”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职能的大幅增强，是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居住形态的变化：1，居民从分散的状态集中到城郭之内；2，城郭内以“里”为居住单位；3，夏商西周时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瓦解，变为以职业划分居住区域。

春秋到战国城市布局的一种变化：从“内城外郭”到“城郭并列”。

夏

（公元前2070——前1600年）

1．史载夏代都城：

禹——阳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

启——阳城（夏邑、钧台，河南登封告城镇 禹县） 太康——阳翟 斟寻（河南禹县 巩县与偃师县之间） 少康——原 老丘（河南济源市 陈留县） 廑——西河（河南浚县与滑县之间） 桀——洛汭（河南洛阳附近） 从《世本·作篇》“鲧作城”的记载看，阳城为鲧所筑。不过，鲧所筑的城同传说的黄帝、颛顼、尧、舜都城一样，为夯土墙，就是土围子。综合各种论述，禹建立夏朝后，定都阳城是可信的。 2．一个特点是频繁迁都

频繁迁都是殷盘庚以前的常事。原因是：“盖古者邑居无常，择利而后动。其宗庙、社稷、朝市之制，简而不伙，约而不费，故不以屡迁为劳也。” 3．夏及以前城市考古情况：

3．1．王城岗遗址

1977年，嵩山南麓告成镇西约一公里的颖水和五渡河的交汇处，发现了一处属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王城岗遗址分为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绝对年代为距今4405±125年。

3．2．平粮台

位于淮阳县城东南、新蔡河西岸的台地上。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垣系平地起建，采用小版筑堆筑法夯成。南北城墙的中段均发现缺口和路土，应为城门。其中南门两侧有土坯垒筑的门卫房。中间路土下还铺设有陶排水管道。城内发现多座建于夯土台基上、用土坯垒筑的长方形排房及陶窑遗址。城址始建年代当早于距今4500年。

3．3．城子崖

位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五元河畔的台地上。三重城址重叠而成——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

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其中北垣随地形而弯曲外凸。东西宽455米，南北最长处54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并经多次修筑。有南北二门，有道路相连。碳十四测年的最早数据为距今4565±130年。 4．物质设施概况：

4．1．城墙

“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夯土墙——土围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采用较原始的堆筑法，平地起建或挖有基槽，个别城址已使用版筑法。一般坐落于平原地区的近河台地上，地势较周围略高。平面形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近（长）方形。面积从不足1万平方米到30余万平方米不等。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城制最早出现时间大体一致，约距今4600年~4500年左右。王城岗东西二城筑法相同，先挖基础槽，然后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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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填土，逐层夯筑，夯痕的形制和大小极不一致，可能是利用就地捡来的河卵石作为夯具，其夯筑方法显然比较原始。（丘菊贤、杨东晨）王城岗遗址中，发现许多圆形夯筑奠基坑。坑内夯土层之间填埋有成人和儿童的骨架，少者二具，多则七具。说明用人牲进行奠基、祭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4．2．宫室与庙

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宗庙宫殿遗存是宗法制度和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因而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城市的最核心内涵和决定性标志物；宫庙一体，以庙为主构成这一时期宫室建制的一大显著特色。（包括夏商周）

4．3．市政设施：道路、给排水。

商

1．史载商代都城

1. 契：商（河南商丘）、蕃（山东滕县）、砥石（河北隆平、宁晋县间） 2. 昭明：商（河南商丘）、东都（山东泰山下） 3. .相土：商（河南商丘） 4. 商侯履（汤）：殷（河南安阳）、商（河南商丘） 商王汤——南亳（山东曹县）、西亳（河南偃师县） 商王仲丁——隞（河南荥阳县） 商王河亶甲——相（河北内丘县） 商王祖乙——邢（山西河津县） 商王阳甲——奄（山东曲阜） 盘庚——西亳（河南偃师县） 盘庚—帝乙——殷（河南安阳） 商王纣——殷（河南安阳）、朝歌（河南淇县） 2．盘庚之前频繁迁都：迁都的原因“灾害说”，“战乱说”，等，与夏代的情况一样，“视民利以用迁”。耕作水平低，土地用尽后，迁到更为丰饶的地方。 3． 郑州商城

3．1．遗址

位于郑州市区及郊外，面积25平方公里。 3．2．夯土城墙

位于遗址中部，平面略呈纵长方形，面积约3平方公里。墙基宽20米左右。采用分段版筑法夯筑而成。近年，在商城南墙和西墙南段外侧600米~1100米处，又发现断续相连的夯土墙圈筑于外，兴建年代与商城相同。城内东北部宫殿区还发现可能是宫墙的夯土墙基。可能已经形成多城相套的格局。

3．3．宫殿

商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夯土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应为宫殿区。其中尤以东北隅最为密集。基址成组，结构复杂，最大的面积达2000平方米。台基平面多为长方形，地坪为“白灰面”或黄泥。其它遗址分布表明宫殿在城内有较广泛的分布。

3．4．市政设施

宫殿区中发现由蓄水池、的下石板筑水管道和汲水井组成的完整的供水系统。东南部靠近熊耳河有下水道工程。 4．安阳殷墟

4．1．遗址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周围的十多个村庄，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4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里。殷墟是我国第一座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印证并被考古发掘证实的都城遗址。据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商王朝自第二十位商王盘庚始，历八代十二王至纣亡国，前后273年均以此为都。其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

4．2．宫殿与宗庙

位于遗址中心部位的洹河南岸小屯村和花园庄一带，地势较高而近水源，是宫殿宗庙区。

洹河绕经其北、东两面，其西、南侧则开掘有壕沟连接洹河，濠沟宽约10米，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长约650米，所圈面积达70万平方米。已发掘到成组的夯土建筑基址50多座，分为甲、乙、丙3组。其中大型基址多为东西向。有些两两对称。似有一定规划。历代出土的刻辞甲骨都是发现于壕沟和洹河围起的这一区域内。

4．3．王陵区

坐落于小屯村西北约2公里的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岗高地上。在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250米的范围内，共发掘出10座带墓道的大墓。

4．4．其它

——普通居住区。

——铸铜、制骨、制陶、玉器等手工业作坊。

——贵族、平民墓地。墓葬区一般处于外围地带，在有些地点居住遗址与墓葬同处一地。

周

1．西周重要都城

文王、武王——丰京、镐京（陕西长安） 周成王——镐京、雒邑（长安、洛阳） 周穆王——南郑（陕西华县北） 周懿王——犬丘（陕西兴平县） 2．丰镐

2．1．概况

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西周王朝都城。《诗·大雅·文王有声》记载：周文王“作邑于丰”，又其子发——武王营建镐京。丰京在沣河以西，镐京在沣河以东，两者隔河相望。丰京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以上，镐京遗址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共10多平方公里，包括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新旺村、冯村、洛水村、普渡村、斗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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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昆明池故址一带。

2．2．建筑

丰京遗址的北部，马王村和客省庄一带，发现夯土基址建筑群。基址成组布置，已发掘和探明了14座。4号基址最大，平面呈“T”形，面积1800多平方米。使用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交至晚期偏早阶段。

镐京遗址的北部，斗门镇官庄村、花园村一带，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群基址。在东西长3公里、南北宽2公里的面积内，发现西周时期夯土建筑基址11座。5号宫殿最大，夯土台基面积3300平方米，宫室朝向东南，平面呈“工”字形，主体建筑居中，两翼为对称的附属建筑，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

以上两个大型遗址群的发现为探索丰京和镐京的城市中心区域提供了线索。 2．3．道路

在丰京遗址群区域探出一条10米宽的大路，已探明的长约200米。 2．4．设施

陶质水管铺设的排水设施。 2．5．作坊、窑藏和墓葬等

——张家坡、马王村、新旺村有多处铜器窑藏。

——张家坡、客省庄、普渡村发现较为集中的墓葬及附葬的车马坑、马坑、牛坑等。 ——洛水村、张家坡、新旺村、普渡村等处发现制陶、制骨作坊。 2．6．总体格局——“一城两区”

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整个西周时期，丰镐并用，同为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上可看作是一座都城的两个区域。西周末年，由于戎人入侵，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丰镐二京遂被放弃。 3．洛邑

3．1．概况

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以图东进。

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的几篇周书中，洛邑最早称为新邑，其后称为成周，康王和昭王时期的铜器铭文中有称洛邑为王城的。

3．2．洛邑“一城说”与“两城说”之争

西周洛邑是一个城还是分为王成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一直莫衷一是。汉代以来，多数学者一直

接受两城说。但至今考古未有证实。

近年来，有学者又提出一城说。 3．3．周公营洛邑

《尚书·洛诰》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前召公曾来洛相宅，“我乃卜涧水东、瀍(chan)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重视城市选址的自然条件。

3．4．“天下之中”

“中国”一词的由来：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特别是黄河中游南岸的河洛地带，以此作为天下之中，周

围为“四方”。《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地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周，以土圭测景以求地中。《逸周书·作雒》：“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为什麽要做都城于土中呢？《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注曰：“王者封诸侯必居于中，所以教化者平贡赋者均。”《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甲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4．《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非《周礼》原内容，是汉孝景帝时编入《周礼》，作为《周礼·冬官篇》的补佚。今人多采纳唐朝贾公彦和清朝

江永的考证，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齐国的官书。总结归纳西周以来城市建设的特征。

春秋战国

1．各国都城

东周都城——雒邑

秦国都城——雍（陕西风翔县）、栎阳（陕西临潼武屯乡关庄和王宝屯一带） 晋国都城——绛城（山西洪洞县东南故绛城）、新绛（山西侯马市） 赵国都城——邯郸

魏国都城——魏邑（山西芮城县北）、霍邑（山西霍县）、安邑（山西夏县西北）、新里（河南开封西南）、大梁（河南开封西北）

韩国都城——新郑 郑国都城——新郑 齐国都城——临淄 宋国都城——商丘 鲁国都城——曲阜

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纪南城）

燕国都城——武阳（燕下都，河北易县南） 2．赵国都城——邯郸

2．1．地望

河北省邯郸市区及其外围。 2．2．年代

《史记·赵世家》及《汉书·地理志》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赵自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于此，

至赵王迁8年（公元前228年）秦破邯郸，邯郸为赵都凡150余年。

2．3．城市布局

分宫城与郭城两大部分。总面积近19平方公里。据发掘者推断，宫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兴建年代约在赵都迁入

邯郸前后，而郭城可能较宫城略早。宫城俗称“赵王城”，由平面略呈“品”字形的3座小城组成。西城近正方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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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偏南处的“龙台”是一大型的夯土建筑台基，东西宽265米、南北长296米、残高19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城的北部还有夯土台5座，最大的两个与“龙台”处于同一中轴线上。郭城俗称“大北城”，位于宫城东北部。城中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冶铁作坊遗址3处，铸铜作坊遗址1处，制骨作坊遗址1处，石器作坊遗址1处，集中于郭中中部偏东一带。 3．齐国都城——临淄

3．1．地望

西周至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区齐都镇。 3．2．年代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为齐侯，都营丘，后又徙都薄姑。自齐献公元年（公元前

859年）由薄姑迁于临淄直至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历600余年。

3．3．优越的地理环境 3．4．发达的商业贸易 3．4．城市布局

城垣位于淄河与系水之间。大小两城。总面积20平方公里左右。

秦汉 秦咸阳

1．定都咸阳的原因

秦代定都咸阳充分表明——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交通条件、历史背景是中国古代定都的综合因素。从政治上看，从秦孝公起，经秦国七代国君长达144年（公元前350年~前206年）的经营。是政治上的大本营。从军事上看，咸阳地处渭水流域，北依九崤山，南屏终南山，有“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条件。从经济上看，咸阳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整除载沣河、渭水交汇地点以西的三角地，土地肥沃，农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誉它为“奥区”，又有“南山檀拓”。从交通方面看，咸阳是南北大道要冲，由渭北的一条古道，东出可通晋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岸），过黄河经蒲坂（今山西运城西南蒲州镇），直抵魏国；古道至渭南向东至崤函关隘（今河南灵宝县西南），可逐鹿中原。同时，由咸阳出发，沿渭水至黄河，水路交通方便。从历史看，咸阳距离西周都城镐京近，又曾是周封国毕邑的所在地，人口集中，经济开发较早。

2．城市形态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具一格。磅礴的气势，宏大的设想，奇异的构思，反映了秦代开国，革新进取，开万世基业的万丈雄心。

2．1．以宫廷为建构的核心 《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十二年）“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先立宫室，而后作城。 2．2．以水系为骨架：以渭水为主轴展开。

2．3．象天思想：以天体观念来建设咸阳。阿房宫——天极。渭河——天汉（银河）。众多宫室——星座。《三辅黄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2．4．京畿一体的“大咸阳”

运用天体规划观念，进一步扩展到广阔的京畿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意思是：再次本着天体观念，以咸阳为“天极”，通过复道甬道的联系，将城周二百里内二百七十座宫观，聚集在“天极”周围，形成众星拱极。

2．5．其它

宫殿、园林、住区、陵墓、市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文化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安

1．定都之争——兼论自然因素在中国古代选址中的决定性作用

西汉的都城变迁：汜水（山东定陶附近）——雒阳——栎阳——长安。刘邦左右的大臣多为山东人，愿意都雒阳，认为地理位置好，可以都之。娄敬提议入关，“据秦之故”。张良极力赞同。《汉书·娄敬列传》、《汉书·张良列传》有详细记载。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外，自然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气候温和，水土肥沃，适宜耕作，物产丰富以及良好的山水格局等自然条件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首先注重的因素。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二

自然环境——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首重因素

1） 城市作为“人居环境”要求良好的外部自然条件

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的内容和形态千差万别，我们已经不能用一个综括所有事实的意义来说明“城市”，所以

人们从各自的认识和需要出发，给城市下了许多定义。但无论如何，城市首先是一种居住形态大概是无可否认的。在《雅典宪章》认定的城市的四大功能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动，另外游憩与工作、交通一起，并列其中。我们不应忘记，城市的第一属性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人居环境”。

要想营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地点。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址的选择受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在最初的时候，自然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物产，以及良好的地形地貌和山川河流，是倍受关注的几项主要条件。

2 ）自然环境优越的古三河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

以所谓的三河地带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秦汉以前三河指河内（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华北平原）]。从当前公认的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夏朝开始，古人就在这一带建城设邑。

a. 夏代都城游移于伊、洛、河、济地区

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豫西的伊洛流域是夏族活动最主要的区域，如鲧的传说，禹居阳城，启有钧台之享，太康居斟寻，夏桀所居等。另外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地区还有晋西南的所谓夏墟，如，禹都安邑，夏启居西河，胤甲居西河，桀居安邑等；还有豫北晋东的河内地区，如，帝杼居原（今河南济源）等；还有豫东鲁西地区所谓济水上中游一带，如帝相居商丘，居帝丘（今濮阳）、居斟灌（有寿光说、淳于说、观县说等不同），少康奔有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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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虞城）等。

在这些地区内，夏的都城常有迁徙。迁徙是殷盘庚之前的常事，即所谓的“不常厥邑”。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以此来说，夏都所迁，均不出伊、洛、河、济地域。

至于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考。夏王朝在诸侯林立之中建立了第一个统一政权，都城不稳或被夺取而被迫迁都是其一，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不断寻求新的更为富庶的地区以求得供给，诚与商代都城一样，是所谓“视民利用迁”。“所迁新地要与原地隔上一段距离，以保证其剥削来源不致落空。这应该是这一时期‘不常厥邑’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如果对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是夏代城池遗址的地望作一观察的话，即可发现它们自然条件的良好。比如河南巩县西北稍柴村的“夏都”遗址，可能是太康所建，背靠嵩山面临两河，处于伊河与坞罗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较高而平坦，山水相连，适于发展农业生产。少康之子帝杼所都之“原”，整个遗址坐落在太行山与蟒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水经注》卷二二谈到禹都阳城的地望时说：“颖水又东，五渡水注之，„„东南流入颖水，颖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钧，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萁山。” b. 自然环境是商代都城频繁迁徙的重要考虑因素

商代都城在历史上的迁徙不定人尽皆知，向有“前八后五”之说。“前八”是指契至成汤的“先公”时代的八次迁徙，王国维认为这八迁是[3]：契自亳居蕃，一迁；昭明居砥石，二迁；昭明又迁商，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四迁；相土复归商丘，五迁；殷侯（上甲微）迁于殷，六迁；殷侯复归商丘，七迁；汤始居亳，八迁。基本是在今天的商丘和安阳一带。成汤立商后的“先王”时代的五迁，史载不同，古本《竹书纪年》记分别为仲丁迁嚣，河旦甲迁相，祖乙迁庇，南庚迁奄，般庚迁殷。《尚书序》和《殷本纪》记祖乙所迁分别为耿和邢，无载南庚迁奄，其余相同。

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历来说法纷纭，概况起来有五：一是“去奢行俭”说，汉儒即成此说；二是顾颉刚等主的水灾说；三是郭沫若的游牧游农和傅筑夫的游农说；四是郭沫若的阶级斗争说；五是比九世乱和“恪谨天命”说。对于这些见解，需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不能认为谁掌握了“绝对真理”，因为它们可能都说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正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每一次迁徙活动。

客观原因中，无论避灾说也好，游牧游农说也罢，都是要寻求更好的自然环境以利生存。起码盘庚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更有利于农事。这里是中原地区的偏北部，西有太行屏障，东有黄河天险，南面和北面是起伏的小丘陵和广阔的平原，四周地势平坦，洹水横贯其间，水深土厚。在旧都土地使用较久，转为瘠薄后，于是辗转迁居于此。《尚书·盘庚篇》中记有这次迁都，古史简朴，不过些许端倪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中。随后，商王朝在此相对稳定达273年。 3) 富庶的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又一个重心地区

周代商后，退还关中营建基业，除却故地人和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使然外，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决定因素。《诗·大雅·绵》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关中的膏腴沃壤养育壮大了周人，而此时中原三河地带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作用下，土地使用过度而日见衰竭，已不堪负载集中稠密的人口，从而使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了关中地区。从丰、镐二京到秦咸阳、汉长安，这里差不多是唯一适于建都的所在。我们可以从刘邦的谋臣娄敬、张良力谏建都关中的说辞中，可以从张衡、班固、杜笃等人的歌赋中，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描述中，从“天府”、“陆海”的称谓中，想见这里的富饶。既有稻、梨、粟、桑、麻、箭竹，也有金银铜铁、玉石、豫章、檀柘等珍奇物品。

依托着富饶的区域自然条件，围绕着都城发展起了城市群。汉代在长安周围奉行陵邑制，即在每个皇帝陵园附近建一座陵邑，内有护陵的、卫队、宫女，特别还有从外地迁来的豪富，《太平寰宇记》卷二六说：“汉初徙关东豪杰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千户”。这样每个陵邑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数万人的繁华城镇。汉初这样的陵邑共七座，它们不隶于郡，直属太常。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诸陵邑分属三辅。

秦咸阳的建设也有“城市群”的意味，南朝建康是继秦咸阳和汉长安以后的又一个城市群。 4 ) 春秋战国城市选址的环境意识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城市自由发展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建设经验，产生了初步的城市规划理论，包括对城市选址有了科学的认识。

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管子》中的许多论述，比如《乘马篇》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度地篇》中的“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名之曰金城。”

《度地篇》还进一步明确了防灾意识，提出要避免“五害”，即水、旱、风雾电霜、厉及虫，并以治水为首要。这些都是建设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人民居家和乐所必不可少的，即所谓“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在实际中，也可看到很多城址条件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例子，甚至对城市的风俗习气都有作用。

齐国临淄旧为商代夷族薄姑氏故地，带山披海，自然条件优越。城池建在地势较高的临淄河冲积扇形地面的前缘，城北是黄河三角洲的南端，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城东北是莱州湾，多产鱼盐，城南山区矿藏丰富。临淄自姜尚营建开始，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到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为止，共830年之久，城市发展极其繁荣，号称“冠带衣履天下”[4]。

至于说自然环境影响到习俗则典型如邯郸。赵国和宋、中山等国一样，以土地瘠薄闻名，邯郸虽然也是战国时有名的大都会，但它发展的基础不是物产，而是优越的交通条件。土薄民贫，以至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弹弦玷屣，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5]。 5 ） “山水相连，封闭内向”是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外部环境模式

总之，古代城市作为人类开始聚居之所，总在寻求最好的自然环境，以尽可能取得食物的丰足，居住的安全与舒适，及营造工作的便捷。再具体分析一下各类城市周围环境的特征，便可发现多为山水护卫，构成相对封闭的环境单元。城池负阴抱阳，坐落其中。这样的环境单元随城市等级规模的不同而大小不一，或着眼于区域乃至全国的大环境，或仅限于目力所致。

如《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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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殷墟的形势，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周人一向注重择地，《诗·大雅·公刘》就记载了周的祖先公刘率族人迁居到豳（bin,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选择水源充足的肥美平原、适于建筑的向阳高地，安营扎寨，拓田种地。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他对周公谈及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汭延于伊汭（rui，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山名），北望岳鄙（太行山），顾瞻有河（黄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以为适宜建都。

翻开众多的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处于山水环抱之中的格局描述，这便是中国风水思想中理想的“风水宝地”，对它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始终，大到城市，小到村镇，再到一房一屋，无不如此。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6]，最早表述了中国文人士夫心中向往的居家环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6） 自然环境陶冶影响深远

依山而傍水，内向而自在，富裕而悠闲，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理想模式。这样的环境影响到中国人对城市、建筑、园林的基本意识与具体的处理方式，影响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陶冶出中国人特有的对自然的亲近和认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

2．城市形态

张衡《西京赋》谓汉长安规划“览秦制，跨周法”。

先修宫城，后修城墙。历汉高祖、汉惠帝、汉武帝三代，才初具规模。 不规则正方形，缺西北角。俗称“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或称汉长安城为“斗城”。 形态成因的两种说法：主观说；客观说。 杨宽对汉长安的独特看法：西城东郭。 3．宫殿

——长乐宫。原秦的兴乐宫，位于城的东南。

——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由萧何监修。 ——建章宫。 ——桂宫。 ——北宫。 ——明光宫。

宫殿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其面积约占全城的二分之一以上。 4．园林

——昆明池。长安城西南，周围四十里。开凿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它的开凿与长安城的用水有关。池水源于汶水，再建渠道引池水入宫区和城内。

——太液池。在建章宫、未央宫西南。史书载，太液池周围十倾。中起三山，象瀛洲、蓬莱、方丈。

——上林苑。皇家禁苑。原为秦旧苑，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方三百四十里，今蓝田以西，周至、户县以东，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大致都属于它的范围。“离宫七十所，皆容千骑万乘。”“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苑中有各地献的名果异卉三千余种。

5．街道与住区

史载，长安城有“八街九陌”。华阳街。章台街。藁街。香室街。夕阳街。尚冠街。炽盛街。太常街。 史载，汉长安城有闾里160处。“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多位于城的北部和东北部靠近宣平门附近，也有住在城外靠城门附近的地方。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有户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加上皇族、士兵、流动人口，约五十万左右。

6． 市肆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列，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阖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

7．陵邑

陵邑——汉代新建制。原为守奉山园陵寝而设。后因人口众多，工商业也很发达，已经演变为经济实体，故元帝时改为三辅地方行政建制。终西汉之世，长安近郊共置七个陵邑：长陵；杜陵；霸陵；平陵； 安陵；茂陵；阳陵。杜、霸二陵在渭南，其余五陵在渭南。故《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独特的“卫星城”。《史记·货殖列传》：“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说明工商业发达。“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8．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8．1．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8．2．经济

手工业：建筑业、丝织业、造船业。

全国的商业中心。西汉的六大商业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长安是全国物流的中枢，特别是它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贸易。大小商贾主要在东西市交易，尤以西市为胜。 8．3．文化

1）图书的抢救、收藏、整理工作 “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是一次避免焚书的文化遗产抢救。刘盈即位，惠帝四年三月，诏“除挟书律”，

即废除了秦朝不准民间藏书的禁令。

2）人物：

经济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历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闵；农学家赵过；外交家张骞；音乐家李延年

3）学校：长安的学校有官学，称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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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二元对立统一律”

1．城市的自在性离不开“园”、“圃”、“苑”、“囿”

城市“二元对立统一”结构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与家宅“二元对立统一”结构的思想基础和实际形成过程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一样，中国传统城市在诞生之时就具有相对的自在性——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的自我生存能力。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自在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作为农耕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居住场所，要求并且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城市的政治和军事的工具性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立的要求和能力。众所周知，城市是随阶级分化、国家产生而产生的，是统治的据点，是军事对抗的堡垒。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其坚固和完整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坚固和完整不仅体现在兵强马壮、城高沟深上，也体现在食物给养的富足上，所以古人将食、兵、城并列为战守的三大要件。比如《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再比如《管子·权修》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粟。”它们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生命的维系所在。

食物的富足要求适量的土地，也存在一个结构问题，肉食以及瓜果蔬菜和米面一样的不可缺少。在割裂据守，国土面积有限，经济腹地狭小的状况下，从早期农业定居点继承发展而来的、圈养动物种植果蔬的“园”、“囿”、“圃”、“苑”之类便是每个城市肉食以及瓜果蔬菜重要的来源。这时它们的观赏游乐功用属于次要，其生产性质无疑是第一位的。

一般来说，“圃”、“园”是种植蔬菜、花果、草木的。如《说文解字》说：“种菜曰圃”，又说：“园，所以种树木也”。又如《诗经·郑风·将仲子》毛传：“园所以种树木也。”至于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圃”的周围常无垣藩，而“园”的周围常有垣藩。“囿”和“苑”，古代典籍一般释作是养禽兽的。关于“囿”，《周礼·地官·囿人》曰：“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广释名》则说：“囿者，畜鱼鳖之处，囿犹‘有’也。”关于“苑”，《说文解字》说：“苑，所以养禽兽。”两者之间的区别，有的认为在于面积的大小，如《吕氏春秋·慎小》高诱注：“畜禽兽，大曰苑，小曰囿”；也有认为区别在于有无墙垣，如《说文解字》：“囿，苑有垣”，《骈文分笺》：“有藩曰园，有墙曰囿”。

“园”、“囿”、“圃”、“苑”等概念，虽有一定的界限，又往往相互通用，历来典籍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但种植畜养的“生产性质”是公认的，而正是它的“生产性质”使得它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西周封建之时，规定“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把苑囿明确作为一个项目，与营国制度共同实施，是否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2 “园”、“圃”、“苑”、“囿”的审美价值

如今，大部分的园林史学家都认为，“园”、“圃”、“苑”、“囿”是中国古典园林之起始。童寯先生说：“中国有关园林最早的记载，始见于殷、周之际的‘囿’和《诗经》所咏的‘园’，都在三千年前。那时园囿是栽种果蔬、捕猎禽兽有关生活的单位。”但是，不能把“园”、“圃”、“苑”、“囿”看作是纯粹的菜园子、饲养场那么简单，否则很难解释能在它们身上嬗变出璀璨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在当时，“苑”和“囿”更兼有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而“园”和“圃”应有观赏之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审美价值。

“苑”和“囿”兼着供帝王游猎的功能，这在以“尚武”为时代精神的先秦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游猎当中实践了演兵习武，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带有精神生活领域里享乐的性质。有人认为，在先秦这一时期，从园林美学的角度来看，“苑”和“囿”的历史地位要比“圃”和“园”重要得多，“就二者的特点来看，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即主要是供食用，其物质的功利价值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一种价值形式，而后者的价值则已由物质功利的转化为精神的、审美的，„„从严格意义上说，先秦阶段的‘圃’、‘园’还不能算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园林，因为它只有实用的物质功利价值，而‘囿’、‘苑’才可以说是古典园林艺术的滥觞，因为它至少同时具有审美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物质需要而体现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自由性。”

上述引文指出了“苑”、“囿”在生产之外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排除“园”、“圃”在生产之外的审美价值，进而否认其为中国古典园林之渊源似乎可以商榷。植物观赏不也是审美活动吗？而观赏树木和花卉在殷、周时期的各种文字记载中已经很多了，人们不仅欣赏其形象之美，而且还赋予其象征性的寓意，借以寄情托意。“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三百中那些发自内心的情感流淌，无不回应着心灵对草木自然的天籁响鸣。在血液中浸透了自然意识的先民那里，很难设想会在美丽的植物面前无动于衷。周维权先生认为，起码在春秋战国时期，园圃栽培普及到民间，并从单纯的经济活动逐渐渗入人们的审美领域。相应地，许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被培育成为以供观赏为主的花卉。人们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开辟园圃，既是经济活动，还兼有观赏的目的，看待树木花草也愈来愈侧重于观赏的用意。“园圃”应该是中国古典园林除囿、台之外的第三个源头。我们相信，不仅是物质生产、演练兵马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游猎、观赏中的精神享受，也就是审美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园”、“圃”、“苑”、“囿”成为城市的必然构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大一统之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国都到州、府县城，城市的经济腹地普遍加大，对“园”、“圃”、“苑”、“囿”的生产性质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直至几乎为零，正是它们的审美、娱乐功能，使得它们继续与城市相伴相随，发展成为园林艺术，从而使城市成为可居可游的美好的人居环境。 3 丰镐之灵囿

早在3000多年前，最早的宫廷园林――灵囿、灵台、灵沼就成为西周都城丰镐的组成部分。 灵囿在长安西四十二里处，跨长安、户县之境，方七十里，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灵囿内有灵台、灵沼。《诗·大雅·灵台》描写了文王深得民心，众人齐心协力修建灵台，以及文王游灵囿、灵沼，兽美鱼欢，歌舞升平的和乐景象。 4 西汉长安之上林苑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秦的基础上广上林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 《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上林苑本是汉武帝为出游打猎而建，但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此。

首先，仍然保留了很强的生产性质。一、果木生产。二、畜牧与养鱼。三、作坊。开矿上林苑中有丰富的矿藏，有金、银、铜、铁、玉等，鼎湖宫附近的铜矿被开采用来铸钱。此外，还可能制造金属器皿以及建筑物的金属部件供应宫廷。汉代人席地而坐，室内地面都要铺席子，宫廷的房屋成千上万，所需席子均由上林苑供应，四、农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上林苑管理机构及的设置情况看出，其生产基地的性质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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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昆明池等池沼起到水库的作用，为城市供水和调蓄洪水，并用于灌溉。，昆明池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其它池沼如镐池、太液池、沧池、初池、牛首池等，都有调蓄洪水的作用。

第三，演武与屯兵。

此外，上林苑还用以宗教活动，还用以天文活动，；还用以接待外宾。 总而言之，“上林苑是一座多功能的皇家园林，具备生成期古典园林的全部功能——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生产、军训等。”

东汉（公元25~220）雒阳

1．雒阳城的营建

刘秀依靠南阳豪强集团，推翻王莽新朝。公元25年6月称帝于鄗(hao，今河北柏乡县北)，10月移都雒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亡。共历十二帝，雒阳为东汉都约195年。

东汉放弃长安而都雒阳的原因：

1）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长安破坏严重，人口锐减，城市凋敝。

2）诸侯割据的形势——公孙述踞蜀，隗（wei）器踞天水，虎视关中；匈奴族在西汉末年乘乱南下，威胁长安。 3）雒阳离刘秀的起家之地、老家南阳更近一些。

4）雒阳经周朝的500年经营；秦代吕不韦被封雒阳万户侯的修建；西汉刘邦称帝之始都于成周三个月；新莽末年（公元23年）更始帝刘玄也迁都成周约五个月。雒阳具备了建都的条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主张迁都长安，争论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期到章帝建初中，以班固的《两都赋》发表而结束。

2．城市形态

雒阳相对于西汉的长安又称东京。在吕不韦扩大成周城的基础上建成。考古勘探表明，其遗址在今河南洛阳以东15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地形北高南低，既有天然屏障，又便于交通。建城时间约经20余年。光武帝年间修太庙，建社稷，修南宫殿，筑城墙和城门，建明堂、灵台和辟雍；明帝刘庄，修北宫及诸官府、园苑，在城外建市场。考古表明，雒阳城的城墙全部由夯土筑成，基部厚度为14~25米。东城垣全长约38662.7米；西城垣全长约3811米；北城垣全长约2600米；南城垣因为历史上洛水改道全部被冲毁。全城周长约13000米，合汉代约31里。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平面为南北长约9里，东西宽约6里的长方形，故时人又称之为“六九城”。雒阳城门12座，但不是每面3门，东西各3座，南面4座，北面2座。城门皆有亭。城门均有3个门道，中间为御道。南面的平城门最显赫，直通皇宫，皇帝到郊外祭祀由此门出入。出平城门南下，有明堂、灵台、辟雍。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灵台——周代台名。《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名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东汉雒阳明堂以西的灵台就是张衡观测天文的地方。据考古探测，灵台范围约44000平方米，周有夯土墙，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的夯土台，残高8米多。台的四周有两层平台，环筑回廊。

3．宫殿

雒阳城内有南宫、北宫两座主要宫殿。西汉时已有，东汉大规模扩展修建。南宫面积约1.3平方公里，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刘秀在这里主要修建了前殿，《后汉书·武帝纪》：“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南宫是皇帝议政和受群臣朝贺的地方。其遗址在今龙虎滩村西北，这里地势隆起，当地群众称为“西岗”。北宫位于雒阳城北，略为偏西。它的北墙离雒阳城的北墙很近。北宫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大于南宫。《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八年冬十月成。北宫的正殿叫德阳殿。南北七丈，东西三十七长四尺，殿高二丈。周围广场可容万人。北宫风景秀丽，是皇帝和嫔妃寝居之所南北两宫均设四门，南门均称朱雀门，北门叫玄武门，东门为龙苍门，西门为白虎门。二宫之间以复道相连。北宫的东北方还有一处宫殿，叫永安宫，周围698丈，为离宫。

4．园林

芳林苑，位于城北部，与宫城相连。汉灵帝刘宏在宫中建“裸游馆”，绿苔被阶，引渠绕流，乘船以游。西苑。 5．街道与市场

据记载，东汉雒阳城有24条大街，长衢夹巷，四通八达。大街最长达3000米，宽度一般约40米。城内多树木，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雒阳有三市：南市，位于城东外；马市，位于城南外；金市，位于西城中，此市最大。

6．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6．1．集权制的中心

刘秀以雒阳为中心实施的，使东汉前期出现了大治之势。 6．2．手工业、商业、文化

蔡伦发明蔡侯纸。商业发达，居民多弃农经商。王符说：“今察雒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

货物多为奢侈消费品。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聚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shi，

猪)，山谷不能受。”

以刘秀为首的东汉君臣有“儒者之象”，雒阳文化繁荣，教育昌盛。刘秀重视教育，爱好经术，礼待知识分子。

使“儒者云会京师”。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立太学。太学位于辟雍。

辟雍——太学名。本为周天子为贵族子弟所设。东汉以后历代都有。校址圆形，四面环水如璧，前门外有通行

的桥。《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pan)宫。”《汉书·礼乐志》：“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xiang)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三辅黄图》卷五：“周文王辟雍，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雍也是乐名。《庄子·天下》：“文王有辟雍之乐。”顺帝以降，是太学最盛时期，学生多至3万人。皇帝有时亲自到太学讲学。佛教传入中国后，雒阳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可以说是佛教在我国的发源地，故又称“释源”、“祖庭”等。白马寺位于雍门之西，现在的洛阳老城东25里陇海铁路北侧。创建于汉明帝永平11年（公元68年）。

著名人物：班彪、班固父子。班固有史学名著《汉书》，还有著名的《两都赋》。伟大的思想家王充。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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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雒阳太学以班彪为师。杰出的科学家张衡。

三国与隋唐

三国都城分别是蜀汉成都、吴都建业、曹魏邺城。其中要特别注意曹魏邺城，它的规划对后世影响极大。隋唐长安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座辉煌丰碑。

曹魏邺城

（兼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特征的奠定问题）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17.5公里处。北临漳河，南望广漠无垠的大平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黄河下游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漳河南移，曹魏邺城已被冲毁，仅留下金虎（南）、铜雀（中）、冰井（北）三台台基和部分建筑材料，其它荡然无存。

邺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春秋时，齐桓公在这里筑城，所谓“以卫诸夏”；战国时，魏文侯在这里建都，任命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灌田，发展农业，结果“河内称治”；汉时这里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袁绍据邺，曹操灭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邺城为基地，不断营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yi舟师。”“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泮pan宫，即学宫，犹如天子之有辟雍。）

1．城市形态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记载，邺城是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市，“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 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meng）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俞伟超，《考古》1963年第1期，《邺城调查记》，邺城有七门，南面三门由东向西为广阳门、中阳门、凤阳门；北面二门，由东向西为广德门、厩门；东西各一门，为建春门、金明门。若按1尺24厘米来计算，1里为432米，则邺城南、北垣各长3024米，东、西垣各长2160米，面积为6.53平方公里。（和教材上略有区别）

曹魏邺城的规划布局对后世影响极大。它的创新可能与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他明于法而又不拘法的政治素质有关。他的学识、胆略、精神，反映到建筑上，必然如王沈《魏书》所说：“及造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所以能够冲破秦汉以来都城建设的模式，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为后世所参照沿袭。

邺城在规划上的突出特点，影响后世较大的是：

一条横贯东西的干道，通向东西城门，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皇宫、禁苑和贵族居住区，南部为官衙和居民区，形成明确的分区。从宫城端门通往邺城正南门中阳门的干道，又形成一条宽阔笔直的中轴线，与东西干道构成丁字骨架。依托着丁字骨架，派生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分割出井然有序的里坊。邺城的布局方式，可以认为是“城”、“郭”区分结合的继承与发展。

2．宫殿

皇宫位于北部偏东地区，主要有文昌殿、听政殿等。皇宫以东为戚里，即贵族居住区，后来戚里就成为贵族的代名词。

3．园林

皇宫之西为铜雀园，为皇家禁苑。其西墙北段有高大的金虎台（南）、铜雀台（中）、冰井台（北），皆“因城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注》）。左思《魏都赋》：“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三台的功能应该是：

防御——三台耸立在城垣上，应是沿袭自东汉末年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坞壁庄园，出于当时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的防卫需要；游乐——“欲穷千里目”的游赏目的；储藏——因为这里有栗窑、盐窑、藏冰及石墨。

4．里与市

城南被街道分为方格网的居民区，称为里。除戚里在北部外，见于《魏都赋》的还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等里。邺城仍与汉时一样实行“里市分设”的制度。左思《魏都赋》：“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kui，四通八达的道路）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峣（yao，高峻）薛，侈所眺之博大。„„”阛（huan）——市场的围墙；阓（hui）——市场的大门。阛阓——市场。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四 原始聚落与初始城市 ——结构、形态及其内制因素

1 原始聚落

诸原始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原点。这些聚落形式具体呈现多样化的姿态。人类之所以选择聚居这么一种居处方式，基本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在大自然中更有把握和更有能力的生存方式。 1·1 从群居到定居

群居是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相对弱小的生物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形成一股势力，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动物物种而言，它们当中的许多天然存在着要求定居栖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特性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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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定居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 公共墓地 窑址 的。具体说来，是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产生了固定的农业居住点。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意味的是人类在艰难的跋涉之后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

之前，人基本上为自然所奴役。风雪雷电，洪水猛兽，都对人的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在采集经济和游牧生产方式条件下，逐水草而居，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壕沟 异己的自然，生活力极其微弱。定居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人类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种植农业和动物的驯养使食物来源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人们居民点 可以开始创造自己永久性的家园。 1·2 聚落的封闭性与内向性

人的力量此时还是弱小的，家园是防护性的，是庇护所。

河流 封闭性因而成为其基本特征。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

遗址很能代表当时聚落布局的一般特征。以沟作为封闭防御的

图1 半坡原始村落示意图 措施。杨鸿勋先生说：“半坡、姜寨居住区外围都设有宽、深

各5~6米的壕堑拦护。这一防御性的措施，兼作雨水的排放

沟，„„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高的围墙。在发明夯筑技术之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设施”（如图1）。

这时正处于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对稳定的、按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聚”是原始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基本单位，也是组织定居点的基本居住单元。一般来说，一个氏族的成员组成一个“聚”。在空间的物质构成和结构方式上，每个“聚”的是公共的“大房子”，是组织活动的中心，“大房子”周围环布着各家居室，具有内聚向心的特征。 1·3 从“聚”到“邑” 防护圈 聚 若干近亲氏族集合为部落，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组织最大的血 缘集团。部落既由若干近亲氏族所组成，他们的聚居体便是由若干“聚”组成的综合体，称之为“邑”。可以认为，由“聚”发展到“邑”，才真正实现了具有长久的生存能力的居处基地。从甲骨文看，“邑”是指人居于设有一定维护结构的场地。由壕沟所围的半坡、姜寨等部落遗址就是这种母系氏族社会“邑”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邑”的空间布局也是内聚向心的特征，为公共活动的广场，各氏族的“聚”环绕广场布列，凝为一个整体。广场 其结构方式如图2所示。

1·4 “邑”结构的“圈层性” 葬 食物圈 防卫圈 窑 动植物是食物的两个来源。聚落都落脚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河流提供了饮水和鱼类，两岸的土壤也都比较肥沃，有利耕种，植物茂盛又可饲养家畜。所以，原始聚落的分布一般都以河

图2 “邑”的内部结构模型 流水系为线索。《尔雅》：“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

野外为之林”，清楚地说明了邑外部的环境构成。最里一圈为郊，郊有耕地；郊外为牧，是畜牧场地；其外为野，实际上是荒地；再外则为森林地带。很显然，郊和牧构成了邑中居民的食物圈，耕种放牧，生产劳作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现在，我们将图2进一步扩展成图3，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原始聚落“邑”的分析模型。

1·5 “邑”的模式特征

居住圈 如图3所示，邑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明晰性。表现之一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与居住两大功能区明显分开。在作为食物圈的生产基地中，除了农耕及渔猎图3 “邑”的整体组织模型 畜牧外，另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制作陶器也在这里进行。中心居住区以大房子和居室为主，满足个人起居及公众事务活动，

另有贮藏粮食物品的窑穴及家畜圈栏等。明晰性的表现之二为布局结构上的层次分明，清晰严谨。居室以大房子为核心组成各个组团，各组团又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组织在一起。

其二，向心性。空间布局显示出明确的向心性。有大小二级中心，一级中心为广场，二级中心为大房子。 其三，封闭性。壕沟、土围、栅栏等围护结构将整个聚落围护起来，抵御野兽的侵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的防护结构演变而来的。

其四，均质性。均质性主要是指各氏族组团在房屋等级、体量及规模上的大体相当，不存在控制整个聚落的高等级、高规格的实体形象。 2 初始城市

《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暗含了中国城市起源的线索。一方面在时间上中国城市的雏形大概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另一方面远古城市是在聚、邑的基础上演进而来。 2·1 阶级的萌芽

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已是古代我国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代。其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氏族集体公有制经济逐渐让位于父系大家族私有制经济。由于私有制的形成，氏族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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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因财富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部落首领渐渐成为显贵，拥有支配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是左右部落的政治力量。大量墓葬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级分化。

分化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尧舜之争可以说是阶级萌芽时氏族内部争斗的典型缩影。 2·2 战争、联盟与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的部落之间相互结盟，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突破了传统的血缘观念，以地域规律进行组合，地缘政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已进入由氏族机构过渡到国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了”。

由于各自发展的矛盾，各联盟之间战争频仍。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开始，暴力已随历史的发展全面登场，一切为己的征战局面代替了以往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吕氏春秋·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说的是尧对南方部落的战争。

在激烈的流血争战中，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组织的健全，这样，联盟首领的地位日渐突出与加强。“舜面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阶级分化日趋明朗。传说中的五帝乃至夏代祖先禹，大概都是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兵甲，故时变也”。

总之，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分化裂变，部落联盟相互征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构，君主、阶级、进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2·3 “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如果说人类成功地实现定居是完成了对自然关系的调整，那么，现在的所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新的关系以等级、阶级代替了平等，社会结构由平面形态转为金字塔形的立体形态，统治人物位于塔尖，君临一切。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居处形态上，主要是“城”的出现。《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现今，学术界多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据此认为构筑城墙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工程行为之一是合乎道理的。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防卫，如同它的原始形态——壕沟、栅栏、土围等一样。但城墙决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具，在它出现之时就是一种符号，很可能就与政治上的身份、地位、等级规范等联系在了一起。《淮南子·原道训》把鲧为尧所杀与鲧筑三仞之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城墙的政治符号意义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在周代形成严谨的体系。

2·4 “城”是地域的景观中心和社会的权力中心

城一般是由邑群的中心大邑发展而来，称为都，又可称国。其它的邑则成为它的鄙。国的规模大，再加上城墙的突兀高起，明显成为聚落区域的中心，从而改变了邑群原有的结构方式，从多点平等的无序分布变为中心控制的向心格局。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作方式变化的形象反映。针对当代城市消解扩散的情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最初城市的逐步形成时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象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不敢设想的。„„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君王之手，即王权制度的形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的参变因素。如果说先前分散的村落所有的要素及构成方式主要取决于生存、生活的自然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如今，到了城市中，一切则很大程度上受着君王个人意志的支配。 2·5 王权利益和城市形式

君王的首要关注是统治地位的稳固，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建立都以此为出发点，在城市建设上也不例外。对外以坚固的城墙为屏障，对内则以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手法建立规范的秩序，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形象。

2·5·1 中心的建立

分析历史，追求官方建筑体形的高大应该是王者树立形象最早使用的手法，基本手段是高大的建筑台基的使用。龙山时代是后世高台建筑之滥觞时期。台基的原始功用是防水避潮，但在阶级日渐分化的时期，只有统治者才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大事兴筑，因而成为宫室建筑与普通民宅重要的区别，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平粮台、王城岗、煤山等遗址建筑遗存表露的那样。以高示贵，在后世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从《礼记·礼器》直到《大清会典事例》，都对各色人等的房屋台基高度有明确规定。

宫室建筑体量高大，再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城市布局的控制性因素，其它建筑元素和城市功能区域围绕着它经营排布。《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向，可以视为战国时期一般都城布局的规律。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城市，如晋候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是以宫室为主体布局的。《吕氏春秋》言：“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利用建筑和规划的各种手法，如除了高大体量外，还有特殊的形象、鲜亮的色彩，以及中轴对称等严整的组合关系等，将宫城塑造成城市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以单核为形态特征。

当然，所谓的中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指与其它元素结构关系上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宫城在结构关系上的中心位置与城市平面几何中心的重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宋东京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明清北京是典型的代表。杨宽先生认为，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了“西城东郭”的城市布局方式，影响之下，鲁国都城曲阜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其后，以西为贵，将宫城设在城市的西部作为核心，东连大郭，“坐西朝东”，成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城布局的共同特征，秦国都城雍也不例外，甚至，西汉长安也受到影响。再后来，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演变为宫城位于城市北部，是“坐北朝南”的格局。 2·5·2 轴线的运用

在城市面积较小时，仅仅依靠宫室建筑本身的高大便足以控制全局，但当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时，建筑高度不能无限增高，便需要在水平方向上寻求控制的手段，轴线便应运而生。从平粮台城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南城门发现有相对的两座门卫房建筑，已初显了我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布局的端倪。由于中国古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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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木构特征，以水平方向的发展为主，所以轴线在中国的建筑和城市中大量运用，技巧纯熟，贯穿于各个层次。

曹魏邺城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以至成了一种模式。其手

法是将宫城正殿（文昌殿）的中轴线作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以

宫城前的东西大街作为全城的东西主轴线，在宫城正门前形成丁字相交的干道。这样宫城与南北、东西两条轴线成为整个城市赖以建构的核心和脊骨。围绕着核心，顺延着轴线，派生出方格网，官衙、庙社、宅第、市坊等以序各安其位，城市的形态格局油然而生（如图4）。

2·5·3 分区与坊里制度

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战国时期的城市有明确的分区。《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所以要按职业组织居住，《管子·大匡篇》明确规定：“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为了增强社会治安，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闭的里制。《管子·八 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见里域的作用和周郭、大城一图4 中国古代城市建构的核心骨架 样是用于防范，不同的是周郭、大城用来攘外，里域用于安内。

以后，汉朝在全国普遍推行里坊制度，遂使之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制度，塑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形态。一直到北宋，里坊制度才趋于解体。 2·5·4 “城郭”之构

“城郭”一词道出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板块——“城”和“郭”。前引《吴越春秋》语道出了“城”、“郭”的功用，其后，它们的性质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城”为君主贵戚所据，“郭”为一般和民众所居。这两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勾画了中国古代城市总体结构与形态的嬗变（如图5）：

西周的东都成周为“城——郭”相结合的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都的实力，而后，这种方式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采用，城或位于郭之一角，或位于郭中，或二者相对而并列。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宫室散布，无明显的“城”与“郭”相区分；隋唐长安将宫室集结在“宫城”内，“城”在“郭”之北面；宋东京和明清北京“城”在“郭”之。 3 小结

原始聚落和初始城市，从在自然中安全立足到人群的阶级关系的确立和维护，生产、生活和政治、军事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封闭性和内向性，中心、轴线、坊里、城郭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遗传基因，被后世很图5 “城郭”之构 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套中国自己的完整而独特的规划体系。

蜀汉成都

蜀汉（221~263年），是刘备（汉昭烈帝）建立的。

成都位于川西大平原上，四周有山，平时所说的“巴山蜀水”即是其特点。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秦汉以来，成都一直是我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四世纪，蜀王开明氏的后世从郫（pi）县迁都至今成都，“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太平寰宇记》），成都之名沿用至今。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据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纪》载，张仪筑成都，周围十二里，高七丈。仿咸阳建制。商业繁荣，甚于魏都。城有少城和大城。张仪筑城奠定了成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吴都建业

吴（公元222~280年），孙权建立。

建业，今南京市。原名秣陵，后孙权改名建业，取“建功立业，统一天下”之意。 1．吴都建业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方面，北依覆周舟山和玄武湖，南近秦淮，东凭钟山西麓，西有冶城和石头城相护，位置十分险要。诸葛亮评价：“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刘备客居东吴时，住在金陵，见这里江山秀丽，也认为是理想的建都地点，劝孙权都此，孙权说：“智者意同”。

第二，吴以水军立国，这里的环境正适合水军的建设。吴国境内有太湖、巢湖、鄱阳湖，又靠近东南沿海，以建业为中心构成四通八达的船运网，建业为水路咽喉，可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孙权说：“秣陵有水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

第三，周边地区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左思《吴都赋》：“其四野则畛畷（zhen zhuo，田间小路）无数，膏腴兼倍。” 第四，政治上，东吴统治集团多为吴郡、会稽的名门望族，在江东拥有大量的土地和部曲（）。 第五，方面，百姓不愿离开故土建都他乡，如武昌。当时流传的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上武昌居。”

2．城市形态

这里最早的城是“越城”。春秋时，吴越争霸，越国胜利后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筑“越城”，周二里八十步。吴定都建业，扩建都城，周围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城市布局大体上是仿东汉洛阳城的规模。大概是恃大江为固，城为土筑，门用竹篱制作，都城极为简朴，至南齐时才改为砖砌。都城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距离距离是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即御街。御街的是皇帝专用的弛道，弛道的两旁是一般人行走的大道，侧面筑有高墙。大道的两旁是大小官署和驻军营房所在地。左思《三都赋》如此描写苑路：“朱阙双立，弛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深邃的样子），清流亶亶（tan tan，平坦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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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列寺七里，侠桐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

3．宫殿

宫城位于都城的中部偏北，由太初宫、昭阳宫和苑城组成。 4．园林

苑城，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花园主要位于苑城的东部，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北部有座仓城，即苑仓，是储存粮食和物资的地方。太初宫西面还有一座花园，即西苑，是专供皇太子游玩的地方。

5．居民点与市肆

商业区与居民点主要分布在苑路南端，秦淮河两岸，并沿着秦淮河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繁华的

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学者考察，横塘可能位于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西水门的一段，这里有最大的商业区，即大市。长干是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区。

6．拱卫建业的防卫城

建业外围设有石头城、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等城，以保卫建业。石头城位于建业西面，原址是楚国的

金陵邑所在地。金城，相传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位于建业城北面。为什么埋金？传说是楚灭越后，为王气，故埋金以镇之，这就是后来南京别称金陵的原因。白马城，是建业江边的一处烽火台。冶城，在建业的西南方；丹阳郡，在建业东南方。冶城和丹阳郡是官营的冶炼作坊。

西晋洛阳

晋朝（公元265~316年），司马炎（晋武帝）建立。司马炎，司马懿之孙，司马昭之子。咸熙二年，（265年）即父位为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都洛阳，以封号晋为国名，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太康繁荣”。“八王之乱”。传四帝，历时51年。建兴四年（316年），被匈奴建立的汉国所灭。“洛阳纸贵”的典故即发生在西晋的洛阳。

城市形态、宫殿、园林、陵墓、市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文化

东晋建康

东晋（公元317~420年），司马睿（晋元帝）所建。历时104年，传11帝。 东晋及南朝时期是南方城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表现在（宁越敏）：

第一，全国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夏代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即都城，始终在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周以降，都城不在今西安地区，便在洛阳，进行东西之间的移动。东晋王朝建都于建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这是因为，尽管东晋朝只占领半个中国，但当时北方为少数民族占据，而且各政权寿命很短，大多数北方人民仍将东晋王室视为正统。不过，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建康不再是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第二，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第一流的大城市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使南方地区自秦汉以后一直缺乏一个第一流的城市。司马迁作《史记》时，长江沿岸及以南只有三个二流都会：江陵、吴、番禺。王莽改制时，长安以下设五市，长江流域只有一个成都，而且还在蜀地。由于东晋王朝南迁，使南方地区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与长安、洛阳媲美的城市——建康。

第三，区域中心城市的数量增加较多：京口，即今镇江。山阴，即今绍兴。寿春，位于淮河边。襄阳，汉水中游重镇。荆州，今湖北江陵。郢州，今武汉武昌。成都。广州。

1．城市形态

都城范围与东吴建业相同，城周二十里十九步。东晋中期曾修建，共开有六门。 2．宫殿

初期保持着东吴的原貌，中后期开始改建重建。期间由于王敦、苏峻的叛乱而被毁。正殿太极殿，有十二开间，据说代表十二个月。

3．园林 4．居住

除土著居民外，还有不少南渡的北方人口，这是因为北方正处在战乱的十六国时期。来建康的人近百万，其中

有不少北方大族。东晋朝廷设立“侨州”、“侨郡”和“侨县”，安置、管理南渡人员。如在京口（今镇江市）设立“南徐州”，管理从山东、徐淮一带来的人民。设在建康地区的侨郡、侨县，大部分归南徐州管辖。百余家大族，与东晋皇室关系密切，被安置在宫城附近居住。由于南北人口杂居，建康的习俗兼有南北的特点。史载，建康盛时，人口28万户。有学者对此有置疑。

5．经济、社会、文化 5．1．手工业、商业

手工业以织锦和造纸术著称。著名产品有罗纹锦，除满足贵族需要外，还远销海外。纸张质地精美，王羲之、

王献之写字用的麻纸，就是当地产的。据说王羲之一次赠谢安麻纸九万张。商业发达，繁华区突破了长干里和大市，东面的秦淮河两岸和清溪一带也很繁华。某被罢官，从广州贩蒲葵扇5万把，很快售完，获利数倍。水运发达，东晋安帝（397~418）时，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多艘，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5．2．文化

文人雅士荟萃之地。文学上的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以诗宣扬玄学，枯淡寡味。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五

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

（意义、内容、方法）

1 研究意义

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的意义至少可归纳为三方面： （1） 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2）丰富人居环境科学内容，推动学科建设；

（3）带动中国城市史学研究朝着新的方向、领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长点。 1·1 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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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首要属性是“人居环境”，正是由于这种概念的日益淡漠，片面追求城市建设的经济目标，导致了现代城市的各种“非人化”病症，带来其发展前景的危机，工业以来的一百年中这种现象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终于使人们对城市的生存都提出了疑问。

在尊重城市其它职能的前提下，重新树立并强化城市的“人居环境”意识，是纠正解决诸多现实问题，进而实现城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之一。

中国传统城市是世界城市当中的一个独特体系。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城市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为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工具，但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人们的聚居之地，然后才能成为其它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显著不同；民族众多，各地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不同；历史悠久，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发达早、程度高；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成熟而独特——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城市在“人居环境”建设上积淀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体现着东方特有的智慧、才能和价值观念，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的难题面前，愈发显示出可贵的价值。对它的挖掘整理，继承发扬，将极大地帮助今天的我们实现目标。 1·2 丰富完善人居环境科学的内容，推动学科的建设

从工业带来严重的城市问题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随之就没有停止过。从18年霍华德(E.Howard)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开始，人们实验过各种理论，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到本世纪50~6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斯（C.A.doxiadias）在批评总结现行的建设方式和学科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人类聚居学”（Ekistics），以求全面、综合、系统地研究解决人类在聚居状态下的各种问题，使这种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6年的人居大会(Habitat)首次提出全球范围的“人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s)”概念，对其前景发出警告，谋求可持续发展遂成为世界性的热点议题。

在老一辈学者远瞩的领导下，我国的城市和建筑学界，一方面以世界为己任，一方面针对中国的现实，着眼于人类生存与居住环境的持久发展，融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立足广义建筑学，正致力于“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的创建。人居环境科学方兴未艾。

吴良镛先生指出，所谓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而不是象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是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学科的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1].

可见，人居环境科学的建设意义重大，它的建构是一项涉及到多学科交叉的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内容和建设实践的研究整理，无疑是此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1·3 带动中国城市史学研究朝着新的方向、领域拓展，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促成新的研究生长点 显然，“人居环境科学”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思想方法上都与传统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有很大的不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它关怀的不是简单的日常居住问题，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好坏、生存能否长久等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研究的宗旨十分深刻。由此带来研究起点的增高，领域的扩大，内容的丰富，研究局面为之大开，课题随之增多。即便是旧的课题也可能因为视角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而产生新意，导致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生长点的产生，以“人居环境”的概念来理解并研究中国传统城市便属此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念的创新。长期以来，各学科都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给了城市以不同的定义。在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是把城市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职能工具，认识其价值，考察其历史作用及发展演变规律。在以往对城市固有的观念意识上推陈出新，以“人居环境”来理解并研究中国传统城市，是概念上的一个突破，是研究理念上的创新，相信因此会产生许多对城市的新的价值认识。

二，概念的突破、理念的创新，必然带来全新的视角转换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一系列新的成果。 三，探讨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内容是现代理论在传统研究对象身上的应用，加大了城市史学研究的科学成分和理论强度，必然会提高水平。 2 研究内容

因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和建设实践内容的研究需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采用“大地域分区”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城市进行地区分类；（2）采用“大历史分期”的方法，对各种地区城市的发展进行分期；（3）在分类与分期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以点带面”，归纳整理各类型各时期的中国传统城市建设的“人居环境学”思想和实践内容。

2·1 “大地域分区”——中国传统城市的地区类型划分

以所属的人文区域对城市作地区分类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各地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及发展历程差异很大，历史地形成了若干不同的人文区域。在这些不同的人文区域中，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敏感而集中地反映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中，使之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尽管人文地理学者对中国的人文区域划分并不十分一致，但大同小异。有一种是“两区三级区划”，即把中国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两个基本大区（一级），下面又划出四个亚区（二级）和15个副区（三级）。东部农业文化区中分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两个亚区，其中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亚区里又分出12个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两个亚区，其中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又分出3个文化副区。另一种是“三区两级区划”，把全国分成西部区、北方区、南方区三个基本区（一级）和11个亚区（二级）。西部区中分出内蒙古亚区、亚区、甘青宁亚区、亚区；北方区中又分出东北亚区、华北沿海亚区、晋豫陕亚区；南方区中又分出江浙亚区、皖鄂湘赣亚区、华南亚区、西南亚区。

参考这些人文区域的划分，结合各地城市建设的具体情况予以整合，分级别划分区域，即分出若干区、亚区、副区等，将城市归类，分别加以研究。

2·2 “大历史分期”——各地区传统城市的发展分期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各地的历史发展很不平衡，城市的发展进程也表现出明显的步调差异，以往惯用的全国统一的历史分期无法对此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描述。应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分别对各地区、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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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作历史分期。

城市发展的分期不必拘于朝代，尽管朝代的更迭联系着社会的变迁，影响到城市的建设，但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城市发展自有客观的规律。

梁启超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时，将其归纳总结为三段：一是从黄帝到秦统一的上世史，概括为“中国之中国”；二是从秦统一到乾隆末年的中世史，概括为“亚洲之中国”；三是从乾隆末年到晚清的近世史，概括为“世界之中国”。这样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有其极为精到之处，其方法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我们不妨按城市自身发展的史实，划分出几个特征突出的时期，给予意义鲜明的概括，以此整体观察中国传统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演进过程。

2·3 “以点带面”——以典型案例研究各种类型和各个时期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内容

以上述方法对各地城市作出类型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建立了中国传统城市类型与发展的“大地域分区，大历史分期”的时空坐标，在具体的空间范围和时间段内，把中国传统城市区别为多个明确的研究对象，然后再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分别对其“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展开研究。主要内容有：

——影响城市建设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及其它人文因素； ——影响城市建设的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及其它自然因素； ——城市选址问题；

——城市的物质构成要素问题；

——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及其生成法则；

——城市规划设计与建造的技术和艺术的方法与手段； 3 研究的原则、路线与方法

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思想与建设实践的原则、路线和方法概括起来有：（1）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场，强调人本主义核心；（2）多层次的系统研究；（3）多侧面的全方位研究；（4）秉承“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

3·1 立足于“城市居民”的研究立场

城市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角度有很多，用“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切主要围绕着居住于城市当中的人――“城市居民”展开，以此包融与之相关的人文状况和物质建设的所有“软”“硬”件。这里的“城市居民”是普通意义上的，包括所有长期生活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上至皇帝和达官贵人，下至一般平民百姓。

考察“城市居民”对城市物质建设的作用，主要有两条：

其一，城市居民与城市各项物质设施的对应关系，即根据身份、职业、人数等分析城市居民的成分与阶级构成，了解他们各自的生活、劳动特征以及思想情感的需求，明确与之对应的各项城市物质设施。

其二，城市居民与城市的结构布局及各类城市环境的生成关系，即分析在何种规律、原则的支配下，以满足各类城市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城市的各项物质设施如何组合匹配，形成了城市的结构布局与各类的城市环境。

应该认识到不同身份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影响力差别很大，比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城市主要体现了上层阶级的意愿，但这并不等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城市当中没有反映，有时这种反映还是十分强烈的。一般而言，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建设中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当大的矛盾，二者的利益和要求相冲突。统治者往往不惜牺牲基本的城市功能和民众的合理需求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对矛盾斗争的运动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着眼点。

3·2多层次的系统研究

人居环境的构成具有层次性与系统性，纵横关联。中国人居环境的层次与系统结构又具有自身的特征。层次意识和系统思想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特征，在道萨迪斯那里，人居环境系统的构成有如下十个层次：家具；居室；住宅；居住组团；邻里；城市；大都市；城市连绵区；城市洲；普世城。吴良镛先生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五大层次：建筑；邻里（地区）；城市；区域（国家）；全球。

对中国传统城市的人居环境学研究当然要立足于“城市”这个层次，但又不能仅限于这个层次，必须上关下联。根据中国传统城市的特点，向下深入到“家庭”层次，向上延展到“区域”层次，这样就形成了如下三个重点研究层次：

家庭层次――包括家具、住房、庭院等元素；

城市层次――包括建筑、园林、街道广场及其它城市设施等元素； 区域层次――包括城市本身及周边的自然、乡村等元素。

这三个层次既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城市是核心层次。向下解析出“家庭”层次，向上将城市与周边的自然、乡村联系统一为“区域”层次，极具中国特征，原因在于：

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对中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乡村社会一样，中国传统城市中的家庭集生产、生活功能于一体，同时负担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其它多种功能，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小世界，构成相对、封闭、完善、自我存在的“人居环境”实体。

二，作为统治中心，中国传统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则依赖农村，以广大的农村为生存基础，离开农村的支撑，城市一天也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在发展的初期，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建设就具有朴素的、但却是明确的区域意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区域意识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特有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意识，又使城市建设十分注重与外在自然的配合，追求区域生态上的平衡，早在先秦时代的言论和规章制度，对此就有多种反映。

3·3 多侧面的全方位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着所有对人类聚居地发生影响的外来因素，也关注着人类聚居地之内的方方面面。它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研究范围涉及土木、水利、地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经济、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吴良镛先生将其归纳为五大系统：居住系统(Shells)；支持系统(Networks)；人类系统(Man)；社会系统(Society)；自然系统(Nature)。

这几个系统又可进一步进行子系统的分解。

五大系统的划分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城市，是指导研究的纲领。接下来，需要针对中国传统城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认定各个系统的组成内容，也就是各个子系统和组成要素，从而明确研究的对象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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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城市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单一性或曰片面性，即注重物质视野而忽略了人文视野——注重城市的物质元素、平面布局、形态结构等，忽略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勿论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3·4 秉承“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

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不意味着内容的分解隔离，反倒更要增强“全面、综合、系统”的意识，即贯彻“融贯”

的学术研究思想。融贯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一、学科外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

多学科的交叉融贯；

二、学科内部——把分解了的城市研究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

多年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中国传统城市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1996）、吴良镛的英文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纲》（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1986），注重城市的规划原理、物质形态与结构方式的分析。

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集中论述了古代城市规划演变过程中科技文化思想的作用。 宁越敏等的《中国城市发展史》（1994）、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1994）相对更多地涉及到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93）考察了古代城市的平面格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 吴刚的《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1997）以及湖南出版社的唐、宋、元、明、清城市生活长卷系列丛书（1996）考察了古代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

吴庆洲的《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95）是一项极具价值的专项成果。 集中以都城为考察对象的有叶骁军的《中国都城发展史》（1988）、丘菊贤和杨东平的《中华都城要览》（19）、李洁萍的《中国历代都城》（1994）等。

史念海的《中国古都和文化》（1998）收入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地理、文化及兴衰变迁的成果。 中国古都学会的《中国古都研究》已出版了十二辑，汇集了对古代都城多学科的专题研究成果。 另外还有许多分别关于城市建筑、城市园林、城市基础设施及其它城市要素的专项研究成果。

考古方面，大量的成果已经并将继续为城市史研究奠定基础，徐苹芳的《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1997）综论了考古总结的中国古代城市型制演变。

以上成果涉及到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多个方面，但从目前的状况看，却缺乏自觉的在“人居环境”意识下的相互联系与统一，可以说，把中国传统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显得非常的不足。但是，以上成果又已经为进一步的融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工作，相信能很快取得成绩。

南北朝

南朝，从420年刘裕代东晋到5年陈亡为止，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都城建康。

北朝，4世纪初，中国北方处于十六国时期，439年由北魏统一。534年北魏为东、西魏，北齐又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再灭北齐，581年北周为隋所代，历149年。这时期正与南朝对峙，历史上称为北朝。

南朝都城——建康。

北魏都城——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布盟和林格尔北土城子村）、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城。 东魏、北齐都城——邺。西魏、北周都城——长安。

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建康

建康作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都城，历经160多年的经营，又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

城市在东晋修建的基础上，四朝都有所扩建。梁武帝时，建康的范围已西至石头，东至倪塘（今江宁县方山附近），南至石子岗（今雨花台），北过蒋山（今紫金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居民近28万户，人口百万余（有质疑），是当时第一大城市。南朝改土墙为砖砌。

1． 建康城的经济。1.1建康城的手工业

冶炼技术水平高，用于铸造兵器、钱币。当时已经能生产高级的百炼钢，叫“横法钢”。用这种钢制成的宝刀叫“百炼钢刀”。建康地区著名的匠师谢平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曾为齐、梁两代的皇帝两批高级刀剑。据说，这些刀剑“穷极精巧，奇丽绝世”。铸钱有铜钱、铁钱等。造纸。织锦。制陶。

1．1． 建康城的商业

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出现了专业市场，如谷市、牛马市、纱市、盐市、花市等。商业发达，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lie，等同）于二京（长安、洛阳）。”士人和贵族经商受到免税等鼓励，故经商者众，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从水路运到建康的货物有：

——三吴（会稽、吴郡、吴兴）地区的丝绵竹席、青瓷器、食盐、粮食、家禽等； ——长江中游的铜锡等矿产和砖木等建材；

——广东、福建的南方及海外土特产，如漆、蜜、蜡、朱砂、海味、琉璃、珊瑚、珍珠、象牙香料等。 建康的江河码头经常停泊着数以万记的船只，其中最大的船载重量达百石左右。 1．2． 科学、文化、艺术

南朝在建康设立四馆：儒学馆，位于城东北的紫金山麓；玄学馆，位于鸡笼山东麓；文学馆，位于城南；史学

馆，位于城南。

文化艺术方面：

南朝文化成就，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古体五言诗到了南朝已转入律诗的新境界。代表人物是晋末宋初的谢灵运

和颜延之。南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诗歌出现了音律化的新诗体，特点是平仄谐调，音节谐美，诗采清丽，对仗工整。称为“永明体”。在南朝建康完成的几部总结性文学著述：

——《文选》，三十卷的文学总集，收集了上起周代，下迄梁朝的各种重要文体，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梁昭明

太子薛统所撰。

——《诗品》，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梁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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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文学评论，共五十篇，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作者刘勰，齐朝末年撰成。

北魏洛阳

北魏（386~534），鲜卑族拓跋珪（魏道武帝）建立。都城依次是：乐盛——平城——洛阳。 魏孝文帝元弘，太和十七年（493），决策迁都洛阳，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

守旧贵族强烈反对。

493年秋，以进攻南朝为名，率二十万人马（又号称三十万）出发，兵到洛阳，秋雨连绵，行进困难，元弘仍下令继续行军。群臣记取太武帝南征刘宋大败而归的教训，跪哭于马前劝阻。孝文帝说：“今者兴动不小而无成，何以传之后代。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便提出“若不南征，即当移都于此”。群臣两相比较，只好同意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十月，孝文帝元弘“幸金墉城（在洛阳的西北部，曹魏明帝所筑，原是魏晋被废的帝后所居，城小而坚）。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魏书·高祖纪》），又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正式宣告迁都洛阳。

又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等定新都宫殿、门阙之名。

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宫殿建成，六宫及文武百官大举南迁。 1．城市形态

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受旧地的制约，规划布局采取东西宽、南北窄的形制，但也有所创新。

城市由内城和外郭构成。内城东西宽约六里，南北长约九里。城北有谷水，东西南三面有阳渠环绕。四面有城门十三座。外郭是东西约二十里，南北约十五里的横向长方形。南临洛水，北达邙山，东至建春门外的七里桥，西至阊阖门外的长分桥。坊里、市大部分在外城。

2．宫殿

改变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而建单一宫城，位置在城的北部，即东汉北宫故址。 3．园林

宫城北墙与洛阳北墙之间约500米，为禁苑所在，即史书所载之华林园。《魏书·郭祚zuo传》：“高帝曾幸华林园，因观故景阳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愿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于前，朕何以袭之于后？’”尽管如此说，还是在园中九华台上筑法凉殿。

4．坊里、市、居民 《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划分三百二十个里。 《魏书·广阳王嘉传》：“请于京师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you，“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坊里300余，规划严整。平面正方形，每边300步，合当时的1里。若以户均5口记，约有人口50多万。坊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四面开门，每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洛阳有三市。小市，大市，四通市。

小市，位于东面青阳门外三里，又叫鱼鳖市。大市，位于洛阳西阳门外四里处。周围八里。有十个里坊环绕。东，通商、达货二里。居民尽皆工巧，多以杀猪宰羊为生，很富有。南，调音、乐律二里。居民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西，退酤、治觞二里。居民多以酿酒为业。北，慈孝、奉终二里。居民多以棺椁、赁輀er车（丧车）为业。东北，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ti)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四通市，位于洛水永桥以南，又叫永桥市。水陆交通便利，是洛阳最繁华之处。伊洛之鱼，于此售卖，鱼味甚美，京师人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四方客商，在此交易。

四通市附近，御道之东，设四馆接待客人：金陵，南方客人；燕然，北方客人；扶桑，东方客人；（扶桑，神树名，传说中东方日出处的大树。）崦嵫，西方客人。（崦嵫，山名，在甘肃天水县西，古代传说日落之处。）

御道西设四里，外来客商愿定居的，赐给宅院。归正里，南方客人；归德里，北方客人；慕化里，东方客人；慕义里，西方客人。

5．国子学、寺院

孝文帝重视汉文化，于御道东、宗正寺北设国子学堂，在开阳门外设太学。大兴佛教。修建寺院，开凿石窟。

隋大兴

1．隋建新都的原因

隋朝（581~618年），杨坚建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起二百多年的大局面，以黄河、长江两大

流域为中心的中国，繁荣程度超过了两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

隋炀帝荒淫败国。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被杀于江都（今扬州），李渊废恭帝杨侑自立，隋亡。传

三帝，历时38年。隋朝虽短，但同秦朝一样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隋朝都城初期为汉代长安。开皇二年（582年），创修新城，以封号大兴公为名，称大兴城。开皇三年（583年）迁入。弃长安而另筑新城，主要是汉代旧都已不敷需要。隋文帝和王公大臣进行了详细论证，说明迁都的理由和历史根据。

理由一，汉长安城自然环境差，地理条件有局限性。位于龙首原之北，又近渭水，城内潮湿，又有水淹之虞。《隋

书·庾季才列传》：“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理由二，自汉以来，汉长安城屡遭战乱，城以残破，“台城制度窄小”（《隋书·李穆列传》）。正如隋文帝所说：

“凋残日久，屡为战场，久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shi从龟，瞻星揆（kui， 测量）日，不足建皇王之邑。”（《隋书·高祖本纪》）

历史依据，历代都城屡有迁徙，隋朝当然也可以。《隋书·高祖本纪》：“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

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新城位于汉长安城之东南。这里是龙首原之南，北距渭水较远，其南地带开阔，平原面积大，有发展余地；自然环境优美。《隋书·高祖本纪》：“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fu，多），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左仆射高颎（jiong）、将作大臣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负责创制新都。高颎总领其事。“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及长，“习兵事，多计略”，在政时，“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隋书·高颎列传》）将作大臣刘龙，“性强明，有巧思”。（《隋书·刘龙列传》）创建新都时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少以骁武知名” （《隋书·贺娄子干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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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时，屡立战功，授营新都副监，又拜工部尚书。

宇文恺，“独好学，博览，解属文，多伎艺”（《隋书·宇文恺列传》），隋文帝时，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

子。营新都时因有巧思，又诏领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

隋炀帝修东都，又为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臣。史载：“宇文恺学艺兼该，思理通瞻，规矩之妙，参蹤班尔，

当时制度，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失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 （《隋书·宇文恺列传》）

大兴城的营建，先修宫城，即大兴宫。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修筑外郭城，“发丁男十万城大兴”（《隋

书·炀帝本纪》）。修完的大兴城，北临渭水，东有灞水、浉水，漕渠运输十分方便。城南对终南山，西有秦代阿房宫及汉昆明池等遗址，北有皇帝的禁苑，并将汉长安城也纳入禁苑之中。

唐长安

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武则天，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705年，中宗复位，复国号唐。唐玄宗李隆基，“天宝盛世”，“安史之乱”。唐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东临黄河，其它三面被重峦叠嶂所环绕，所谓“四塞以为固”。所在地沃野千里，历经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的经营开发，至唐朝，是第十个朝代，前后历时1062年。唐长安是在隋大兴的基础上建立发展的。

1．城市形态

唐长安分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 1．1． 外郭城

外郭城又叫京城，是一般居民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东西较长，南北较窄的长方形。史

载，东西十八里有余，南北十五里多，城周六十七里，城高一丈八尺。

考古实测，东西宽9721米（由东面的春明门至西面金光门的直径，包括东西城墙厚度在内），南北长8651.7米

（由南面明德门至宫城北面的玄武门偏东处）。（见《唐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11期）与记载大致相近。郭城在东、西、南三面拱卫着皇城和宫城。南北方向大街11条。东西方向大街14条。城门12座。

外郭城由工部尚书阎立德主持修建。其父阎毗以工艺著名，阎立德承父业，性“机巧有思”。终南山的翠微宫、

宜君的玉华宫、醴泉的昭陵等，也是他设计营造的。

1．2． 皇城 皇城又叫“子城”，唐朝廷机关所在地。位于宫城之南，之间相隔了一条300余步宽的横街，实际上是一个

广场。东西宽与宫城相等，5里115步；南北3里140步。周长17里150步。南面三门：西面两门：东面两门：皇城内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街道5条，分别通向皇城各大门。

1．3． 宫城

是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地方，也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场所。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分为三部分：太极宫（又称

西内）、东宫和掖庭宫。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宫城南面设5个门。北面设3个门。

皇帝平时居住的地方是三宫，即太极宫，又称西内；大明宫，又称东内；兴庆宫，又称南内。总称三大内。 1．3．1．太极宫

太极宫是李世民处理朝政的地方。原为隋代的大兴宫，北靠龙首原，坐落在承天门大街中轴线的最北部。宫中

建有16座大殿和许多楼阁亭榭。正殿为太极殿，是举行“中朝”的地方。太极殿北边的两仪殿是举行“内朝”的地方。太极殿南面的正门承天门是举行“外朝”的地方。如国家大典、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受俘等。东宫是皇太子居住地。掖庭宫是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三宫之间有高墙隔离。

1．3．2．大明宫

原名永安宫，贞观八年（634年）修建。李世民让其父李渊在此“清暑”。第二年改名大明宫。又因位于太极宫之东，还称“东内”。高宗以后，唐历代皇帝移居大明宫。但有些朝廷大典，如皇帝即位、葬礼、婚礼等，仍到太极宫举行。

大明宫遗址位于今西安火车站北1公里多的龙首原上。考古实测，宫城西墙2256米，东墙2614米，略呈楔形。周围7公里多，面积约3.2平方公里。大明宫有三大殿，即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

另有一个重要的大殿是麟德殿，因建于高宗麟德年间，故名。位于大明宫西部，是举行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

1．3．3．兴庆宫

位于长安城内兴庆坊，原是唐玄宗李隆基未做皇帝时的旧居。即位后开元二年（714年）改成兴庆宫。又因位于大明宫之南，当时又称“南内”。

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周围4.6公里。四面设门，正门兴庆门位于西墙北部，朝西开，区别于太极宫和大明宫朝南开的正门。宫城分两部分，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中间为一道隔墙。

建筑特色为楼式建筑。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均为楼房。西边胜业、安兴二坊住着李隆基的两位兄弟，为示兄弟相亲之情，故兴庆宫西边的一座楼命名为花萼（e）相辉楼。

兴庆宫内种植牡丹，有“国色天香”之誉。 2．园林

芙蓉园，城郭外东南隅，面积144余万平方米，周围约7公里，四面有墙。

曲江池，秦代就很有名；汉武帝时把曲江划入上林苑，对曲江进行开凿；隋朝又深挖了曲江，还改名为芙蓉园。唐朝进行了扩建和修葺，曲江池成为皇室和王公大臣游宴之所。面积70万平方米。新科进士也常到此游宴、赏花。

禁苑，位于长安城北，是皇帝游猎和娱乐的场所。周围有墙，东西27里，南北33里。其范围，东至浐水，西包括长安城，北枕渭水，南接京城。 3．街道、里坊、人口

大街南北11条，东西14条。朱雀大街。长安里坊共计109处。面积与平面布局不尽相同。坊里有围墙，皇城

南朱雀大街两侧的36坊只设东西相对两门，其余各坊设东西南北四门。坊门定时起闭，实行宵禁。启闭的信号原为各街传叫，贞观十年（636）以后，以鼓为号，晓鼓三千，暮鼓八百。“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坊内结构规整，皇城正南的36坊和大明宫前新开的光宅、永昌、翊（yi）善、来庭4坊，只有东西向坊街，称为横街；其余各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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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十字街。沿坊墙内侧四周还有墙街。与坊街纵横相连的是巷曲。长安人口约百万。人口构成复杂。分布东半部多于西半部，北半部多于南半部。其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是政治中心和风景区所在。 4．两市

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原为隋代的“都会市”，西市原为隋代的“利人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有“井”

字形大街。东市是四方财物的集散地，有220行。西市又称“金市”，店肆与东市略同，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东市多。盛唐以后，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外国商人多聚集在西市。 5．经济、社会、文化 6．唐长安的毁灭

从隋开皇二年（582年）修大兴宫开始，历经唐王朝的扩建，至904年朱温对长安城的毁灭，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隋唐东都洛阳 五代十国诸国的都城

五代：

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开封、后唐都城洛阳

十国：

吴越都城杭州、吴都城扬州、南唐都城金陵（南京）、闽都城长乐（福州）、南汉都城广州、楚都城长沙、荆南都城荆州（江陵）前、后蜀都城成都、北汉都城太原

城市发展史专题之六

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

一

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虽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

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 ”[5]。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坊市制度，几近驰坏。唐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

二

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

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

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

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

起先，很可能同样基于“恶其殷盛”的原因，隋炀帝于大业二年（６０６年）将汴州撤消，改隶郑州，降低了

其政治地位。

唐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恢复，但仅为普通大州。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汴州成为各地军阀争夺角逐的重

要对象，唐王朝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发展。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汴州才安定下来，重又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地区性行政中心，人口大增，深感“汴州城隘”，于是广之。

这次修城又称“筑罗城”，就是修筑外城，从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始，规模相当

大，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以至引起诸藩镇的惶恐不安，“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李）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仪、李维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9]。可见这次修城的反响之大，也足见汴州此时的崛起。

进入中唐，与扬州相比，汴州因为“王室藩屏”[10]，监控关东藩镇，守护长安，因而在军事上更为重要。在

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二者则有极为相似之处：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所在地，汴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地；安史之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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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黄河以北及山东，河南等地的赋税均被当地节度史留用，唐所需财物十之七八仰仗江淮，扬州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东南各道物资多集中于此然后北运，汴州因居漕运咽喉要地，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年）刘晏改革漕运后，江、汴、河、渭分段运输粮食，除粮纲经过汴州外，又规定“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1]，使汴州成了钱、帛等物的中转站，建中三年，又在汴州东、西设两个水陆发运盐铁租庸使，这样，汴州与扬州一道，是唐王朝生命线的两个重要支点。二者同时发展成为运河沿线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经济都会。至唐末，北部中国战乱不休，民穷财尽，城市凋弊，长安、洛阳今非昔比，汴州是北方少有的闪光点。

经济发展必然招致人口激增。按天宝七年（７４８年）算，整个扬州地区有七万七千一百五十户，四十六万七

千八百五十七口，较初唐增加三倍还多[12]。按理，城市人口增加更快。特别是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安史之乱后，北批南下，扬州城人满为患。《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三月，扬州城区大火，烧毁民房千区，十月，又遭大火，烧毁民房数千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住密度之高。今人推测，当时扬州城市人口（包括市内和郊区）约十九万，城区人口可达十多万人[13]。

汴州时领县六个，人口约五十八万，城市人口若占四分之一，则将近十五万人。再加上“大军十万”驻扎，人

口压力当比扬州为大。同扬州一样，汴州也为四方人士趋之若鹜之地，刘宽夫谓之“当四会五达之通，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14]，流动与侨居人口相当之多。比较城区大小，扬州城周遭在三十五里以上，汴州城“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明显小很多。据此，汴州城中密度肯定要高于扬州。

人口过密，居住混乱，城市秩序已很难控制。当时的汴州“邑居庞杂，号为难治”[15]。封闭的市坊制度根本无法维系，居民侵街现象非常严重，到后周世宗修展东京时，已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曰：

先是大梁城中（按指唐时修筑的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mo）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可见，普遍的侵街占道，能通大车的街道都不多了，强行拆迁，才能拉直开阔。“于存殁扰动诚多”，表明涉及到一大批人，阻力很大。不得已，知开封府王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强制执行，曾当街杖死一名工作“驰慢”又不服责备的厢校[16]。即便如此，还只是部分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不可能全部拆除。 柴荣勇于承担“怨谤之语”，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辇毂（nian gu）之下，谓之诰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藩，屏障。翰，通“干”。栋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阗（tian），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广开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17] 这种种混乱的局面，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体形成了。

三

侵街这样严重，坊墙肯定破坏不堪。市场也不再受局限，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从王建诗句“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东、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这里所说的汴河东、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７９８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侵街严重的现实，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

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因此在扩展街道时，“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9]。

现代学者认为，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

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坊墙，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调动居民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坊”和“市”的围墙，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

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si）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随后，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沿汴河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北面街。《梦梁录》卷一六《酒肆》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挂栀（zhi）子灯习俗时说：“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行人的，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为欢迎皇帝游幸，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

经过这样的变化，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当时“街巷”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街巷上有临街店肆。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21]。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

北宋东京开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赵匡胤所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政权。“杯酒释兵权”，强化集权

制度。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宋都开封的原因

1．1．关中的衰落与南方的崛起

经过多年的垦拓，地力衰减，加上战乱，关中凋敝。而南方此时开始繁荣。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关中作为政治中心要接受经济中心的支持，其最大的问题漕运的艰难。特别是经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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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三门之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运到长安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在为了便于统治全国，政治中心不便南移的情况下，接受南方给养的便利性已是选择都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五代。后梁开国皇帝朱晃定都汴洲。一方面因为这里是他的发家之地，另一方面正充分利用了此时汴州有利的经济地位。与此相反的是后唐李存勖(xu)。他以唐室后裔自居，故在灭后梁后，迁都洛阳。但由于赋税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一旦离开漕运便难以为继，因此后唐洛阳常闹粮荒，终于引起兵变。后晋时，汲取了后唐的教训，又将国都迁回汴州，改名东京。石敬瑭天福二年（938年）有诏曰：“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残伤之后，车陡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势，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察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这不仅是后唐，而且是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建都东京的真实原因。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诏书中说：“浚都（东京）重地，汴水名区，控襟带于八方，便梯航于万国。眷言王气，允称皇居。其汴州宜仍旧为东京”。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颁诏修城时也谈到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

1．2．开封的发展

北宋定都东京开封，是中国都城由西向东历史性的转移。这次转移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在军事地理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东京完全是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成为北宋的都城，也就是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封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漕运体系的发展建设史。

早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的郑庄公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故名开封。开封漕运体系的形成过程时断时续且十分漫长，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第一，战国时梁惠王开鸿沟；第二，隋炀帝开大运河；第三，五代至北宋的疏浚整理。如此之后，形成了发达的水路运输体系，使开封成为“天下之枢”。相应地，这也是开封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1．3．开封的漕运体系

经过以上漫长曲折的过程，东京的漕运体系已基本形成。到北宋立国，又多次修浚，使其更为完善。其中直通东京城内的主要河流有汴河、蔡河、金水河和五丈河，号称“四水贯都”。

五丈河，又称广济河，因河宽五丈而得名，位于京城东北部，是通向山东一带的主要水路。

金水河，又名天源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从荥阳黄堆山引京水至东京城西而成，过中牟后名金水河，原为补五丈河水源而开。由于金水河水清而甘，故成为东京城内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首先是保证皇宫、官府及寺院的用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经新的开挖修整后，沿河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民众也得以为饮用水源。总的来看，其漕运功用不是很大。

蔡河位于京城南部，闵水、洧水、 水通过此河而会。由东京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缭绕从陈州门西普济水门出城，流经通许至陈州东南入于沙河，以通陈、蔡、汝、颖诸州。这样，京西北路漕运多仰此河，如陈传良语：“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蔡河又沟通江南达于长江，每年运淮河粟米六十万石。故其航运价值十分巨大，仅次于汴河。

汴河是四条河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实际上是隋朝大运河中通济渠的一段。再先是秦汉间的鸿沟，西汉时的蒗荡渠，东汉时已有汴河之名，魏晋时又叫官渡水，隋唐时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宋初，汴河受黄河水以通淮泗，由于黄河水泥沙含量大，致使河道淤积严重，每年都要清理，劳费不赀。所以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引伊洛之水为源，“导洛通汴”，自此淤沙减少，航运更加通畅。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六《河渠二·汴河》：“汴河„„，宋都大梁诸水，莫此为重。„„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之产，百无众宝，不可胜记。又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给焉”。孟元老说：“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本来，内陆水道运输的困难在唐代已经得到解决，随着宋代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航运在数量和涵盖地区方面进一步增加。南宋叶适曾记：“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凝隔”[16]。所以，东京漕运体系形成后，便把东京与全国各地血肉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给了东京以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性的机遇。

1．4．开封军事地理上的不足

军事地理上的不足是影响宋东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无山川之险。“以兵为险”。 1．5．城市形态：三套方城，皇城居中。

1．6．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进步——市坊解体与街市的形成 1．6．1．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次与进步

宋代东京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进步中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前，还较少见到有过对它如此集中

的关注及对它全面认真的剖析，也未对它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 在汉语词源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组合而成。这种组合的完成，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的产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实物元素，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城市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性质和商业功能。

资料显示，在战国众多的都会之中，商业发达，市场景象十分繁荣。出于安全及管理的需要，这时出现有集中封闭式结构的市，并订有相应的市场制度，开了中国古代城市封闭式市制的先河。进入封建社会，从西汉长安到隋唐洛阳、长安，这种市制形式又沿用十一个世纪，一千一百余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历史跨度，市制的长期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直接的原因却是城市商业发

展的不力。

总结历史，城市的发展进步是政治军事色彩逐渐褪化，经济功能逐步增长的过程。而城市经济功能增长的第一步，就是商业的发展，而后是工业的发展。当这两者在城市中迅猛发展起来以后，都给城市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实现城市的进步。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前者发生的时间主要在十四~十八世纪之间，后者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工业以后。可以认为，商业的推动和产业的推动一样，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到宋代，迎来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发展，对此，中外学者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誉之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而商业带来了城市突破式的变革，典型的标志即是城市的市制与坊制的解体，街市的产生，这一切，完整地体现在北宋的都城东京身上。坊市解体，街市产生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一次，不单是城市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更重要的在于引发了城市的功能性质、物质要素、结构布局等方方面面的整体嬗变，由此，中国古代城市向前发展了一步。并且，城市的发展又在社会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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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6．2．坊市解体的原因 （1）因素

在上，宋初的七十余年，为了迅速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统治者除了扶助农业生产外，对商业也给予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冗兵、冗吏、冗费”的消耗下，历尽艰辛开创的小康局面很快丧失殆尽，到真仁朝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局势。这个看起来好似戏剧般的转化，实则蓄含着必然性，根源在于宋朝的集权。 首先，“三冗”的形成就与集权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农业生产为此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比如，为了补偿官僚在政治权力上的失落，朝廷给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便暗含有这层意思。结果，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在“三冗”的耗费下，国用日蹙，敛财最为急务，于是宋朝将以前各个朝代增加收入的办法都加以改造利用，并且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聚财敛财之法。但支费实在太大，敛财之术也就不能不越来越深刻，几近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程度，这就使得宋朝的赋税格外沉重，农民不堪负担，逃离土地。冗兵之患则不仅在于虚耗国库，还在于夺取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景佑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可见仁宗景佑初年（１０３４年）就已觉察到募兵害农的危机。欧阳修的时论《原弊》痛陈仁宗康定年间（１０４０～１０４１年），年轻力壮的男丁大都被吸引到里去了，田地里只剩下老弱者，生产力为此大为降低。

凡此种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一派落寞，将宋初扶农的成果大为减损。太宗末年陈靖上疏言：“京畿之地，南北东西环绕三二十州，连接三数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1]。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讲：“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请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以土之瘠而弃之也，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尔”[2]。仁宗末年苏辙进策又言：“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颖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3]。不仅京畿，京西一带在北宋前期百余年中农村经济状况不佳，川蜀江浙等地区也是同样。

本来，自耕农形态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佳形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发展社会经济。在土地被兼并和沉重赋税的压迫下，他们大批脱离土地，等于自耕农形态的分崩离析，不仅是生产力的破坏，又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恶性循环地影响农业生产。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乃立国之本，国用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宋朝的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农业生产又遭

破坏，无力支撑局面，因此不得不多方搜敛，商业成了统治者倚靠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这就是宋朝放宽抑商，形成商业大发展态势的主要背景。

在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被卷了进来。特别是官僚权贵的经商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东

京城中大量经营邸店，侵街占道，承当了街市形成的开路先锋和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首都地位及城市经济的发达，东京人口众多，超过百万以上，最盛时达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集权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城市负担，主要是在东京集中了大批的，其次农民大量流向城市也与之有很大的关系。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给养和物资供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东京原有的东、西两市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在汴河两岸首先兴起了许多行市，并逐渐在全城扩展。这些行市与邸店一起，成为街市生成的又一个基本点。 集中财权为皇家的奢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北宋中期开始，皇室生活已趋奢华。大兴土木，婚丧嫁娶、祭祀赏赐、日常开支，浪费惊人。这种习气从上到下，一直感染到黎民百姓，一时成为北宋的社会时尚，东京是这种时尚的中心，俨然一座消费或寄生的城市。为了满足种种消费需求，城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相应的商业，服务业项目，如商店、酒楼、饭馆、瓦子等，沿街分布，从而使完整的街市得以形成。

总结下来，邸店和新兴行市是东京市制解体、街市形成的两个突破点，奢华的城市生活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最终造就出了血肉丰满的街市。这一切既与北宋的集权有紧密的联系，也与东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宋代经济性城镇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2）地理因素

宋代之前，中国都城在地理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深入富庶的农业腹地，即通常所说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军事上凭有险要。这两个条件培育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堡垒”特征，经济上的功能则十分微弱，封闭的市制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而东京在地理上却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凭着交通上的优势取得了首都的地位。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保障，采用了

“以兵为险”的策略，在东京屯驻重兵。而为了养兵，维持首都地位，取得东南的物资又至为重要，这些物资主要靠汴河水路运来，数目庞大，所以汴河两岸地带变成集散和调配的枢纽，产生众多接待商货的行市和邸店。

（3）城镇体系因素

再从城镇体系因素看，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到宋代，形成了以经济中心为主的城镇体系。这个体系与行政序列的城镇体系虽然不完全吻合，却也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以此构成宋代全国性的商品物资流通网络。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环境下，又取得了商品流通核心的地位。这样就对它的商贸设施，诸如邸店、行市等，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市制的突破在所难免。 1．6．3．东京街市的形成过程

要完整总结东京市制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过程，最好一直放眼到战国时代。东京时称大梁，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

迁都于此后，开凿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大大改善了大梁的交通条件，开始了其“水陆都会”的历史。

隋时此地为汴州，隋炀帝开大运河，奠定了其“天下漕运中心”的地位。入唐，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北方的政治地位依靠江南的漕粮支撑，汴州得此机遇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都会。

五代后周时，经紫荣的一系列疏浚整治，东京的水路交通愈发通畅，通行全国。八方商货辐凑东京，东京市制

解体和街市形成的进程就此启动。

沿汴两岸的新兴行市和邸店是全部过程的起点。随后邸店和行市在全城扩展，街市在这两者的带动之下逐渐形

成。有的街市是在一个行市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也有的是几个重要的行市连在一起形成的。到北宋中期，东京街市完全形成。

东京街市形成的另一个前因是中唐之后市坊制度的松懈与后周时东京街巷格局的形成。

市坊制度的松懈在中唐之后的长安已很明显，市外店铺，侵街犯夜等现象非常严重。在商业发达的地方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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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扬州等地，更是市坊驰坏，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市，原因一是商业的需要，二是人口压力挤垮了坊墙。

由于有宋代为都的辉煌，人们往往忽略了开封在唐代为汴州时的光彩。其实，唐代的汴州比起扬州毫不逊色，二者在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作用有极为相似之处，一南一北，是唐王朝运河生命线上两个重要的支点。在军事地位上，汴州还超过了扬州。对比之下，汴州的商业发展不输于扬州，城市人口压力比扬州为大，对市坊制度的冲击更为猛烈，突出表现在普遍的侵街占道。

到五代时，东京城中已拥挤不堪，局面十分混乱，后周世宗柴荣开阔街道，展筑罗城，进行全面整治，形成全

新的开放式的街巷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北宋东京街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北宋太祖、太宗有意恢复唐代的京城制度，即市坊制度。但局势的发展已经不为主观愿望所能随便左右，官僚权贵经营邸店，带头侵街，好似瘟疫一般地流行，无法阻止。几经反复之后，朝廷终于放弃了努力。在宋仁宗中期以后，庆历和皇__年间，东京形成了全天候开放的街市。

东京有九条主要的街市，它们分别是南、东、西、北四条御街、皇城宣德门前大街、皇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相国寺东门大街和沿汴河大街。 1．6．4．街市要素与城市功能的变化

街市的形成引起了中国古代城市性质的嬗变，这种变化在街市的组成要素上深刻地体现出来。

商业店铺、酒楼、食店、茶坊、瓦子、邸店、妓馆、医药诊所、当铺和各类行市、集市是东京街市的主要组成

元素。它们的数量之多，占地之广，把东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场所，极大地刺激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大。

城市带动农业生产主要是促使了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的空前扩大和加工深度的深化，比如茶叶、水果的生产水平在唐代的基础上提高了很多。另外，由于城市的消费也促成了一些农业分支产生，典型的如花卉业。还有，农村的养殖业也因为城市的需要而发展很快。

城市自身商业活力的增强一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商品种类不断增加，经营方式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了市场进步；二是产生了初级的金融、证券机构和其它为商贸服务的设施；三是城市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膨胀。

在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加之后，导致了城乡的初步分离，城市首次在国民经济生活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城市性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化。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征税；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收。 1．6．5．街市构成与城市结构的变化

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中首次出现的以自下而上生长方式产生的重大城市要素，它的结构与分布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

从微观上分析，街市可以划分为行肆式区段和中心式区段两种区段。

行肆式区段是同行业店铺聚结在一起的区段，它的前身即是各式行市，同质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由于功能相同的店铺的集中，行肆式区段经常是某种专业市场和批发基地，也有的成为全国性的交易中心。在外观上，由于同类店铺的规模、外形和装饰的基本一致，行肆式区段表现为认别性很强的“同质区”，在形态上反映出单纯性和均质性。

中心式区段是由某一种重要元素，如酒楼、茶坊、寺庙、瓦子等居于核心地位，带动组织起来的区段。相对于

行肆式区段的同质性，中心式区段的特征是杂质性，或曰多元性，即店铺种类和档次的繁多。各种项目之间往往在经营活动中建立起相互支撑配合的关系，功能齐全，一个区段之内能够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东京各种集市的举办地大都是在中心式区段内，典型的如各种庙会。中心式区段在组织结构和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

东京街市整体上的组织构造呈现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线性是其最基本的抽象形态，但在一些中心元素处和桥头、十字路口、城门口等交通节点处形成高潮，集结成点。如果一些点因为各种有利条件，面积足够大时，则形成为面。在局部地区大小街市特别密集，也可编织为面，还有大型行肆式区段的“同质区”和性质特殊，占地面大，且有明确界线的区段，如瓦子，也可视为“面”。

东京街市分布的重心居中而偏于东南。原因在于东京的人口分布和对外交通的门户两个方面。

街市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内部结构与总体形态，归根结蒂在于它改变了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生成法则。具体说来就是改变了原先“主观主导法则”占绝对地位的极端状况，加大了客观因素和规律的作用。中心消解、平面形态溃散和城市在三维方向上的增长是街市给城市结构和形态带来的最大变化。

中心的消解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性中心在城市形态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二是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兴起使城市由单一中心变为多元中心。平面形态溃散一是溢出城墙范围，沿交通要道向外漫延，二是内部的清晰严整变得相对的自由和随机。三维方向上的生长一是建筑物实际高度的增加，二是多级别城市中心的形成，三是行政组织的多级化。有形或无形，城市的这种朝立体化方向的演化，与街市的形成密切相关。 1．6．6．街市效应与城市进步

街市的产生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文明的铸模，全面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全新形象，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宋一段可用“承上启下”四个字来概括。这其中包含了许多艰辛复杂的工作，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等等，而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籍街市产生了以后的城市完成的。 以经济思想的发展进步为例，就属于街市给城市带来的开放性效应之一。

开放性是街市与传统封闭式市场的基本区别，是指市场进入权、经营的时间和空间三方面的开放。开放促成了商业繁荣的局面，也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旧有的思想认识。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商品经济观念领域，“重农抑商”的教条遭到怀疑和批判，更明确产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 城市平民化是街市开放的又一效应。

市坊制度的精髓在于对城市的控制，通过控制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以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显然，

城市居民被置于了一种奴役的地位，被剥夺了很大的一部分自由，最高统治者是城市唯一真正的主人。街市的产生则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宽阔的活动时空和自由，人民群众成了城市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尽情展示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城市中首次因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了“瓦子”这样的重要的功能要素。在居室方面，大胆突破统治阶级的礼制规定。最突出的是在服饰方面，冒法僭越，刻意追求新奇，表现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渴望个性的张扬。一些反抗官府欺诈的市民活动，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街市的产生对许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绘画，产生了市肆风俗画这样独特的题材，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不朽之作。再如戏剧，它诞生和发展的地点是瓦子，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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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大观众，可以说，中国戏剧是在街市这块土壤上培育成长起来的。

还有曲艺杂技，也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活动向前发展。如艺人们把街市上的叫卖声经艺术加工发展成名为“吟叫”的说唱艺术，并用此丰富其它说唱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享受。杂技、魔术在汉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有许多新的创造。说书，说浑话、小唱、傀儡戏、皮影戏等也因受到广泛的欢迎而兴旺发展。其中小唱、说书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贡献很大。

宋代的文学创作，首推宋词。词产生于中唐，入宋后曾一度沉寂。真、仁之后，因为街市瓦子中的说唱的需要

重又盛行起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经过文人士夫不断的参与创作、提高，终于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瓦子中的说书艺人则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可以在宋代的说书人那里找到蓝本。中国饮食文化在宋代的大发展，也与街市密切相关。街市上书坊书铺云集，书籍作为商品大量流通，广为传播，与众多的官私学校一道，又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促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心。

街市的产生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的单调与乏味，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空间——物质系统。就实体而言，各类建筑及装饰小品以各自的体量、形式、质地、色彩、纹理、质感等的综合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景观；就空间而言，其形态多样，层次丰富，传达着多种信息，具有很强的个性。

街市的产生实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化，产生了与西方的广场相对应的中国的街道式城市外部公共场所，为

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广大而随意的场地。广大城市居民有机会更为广泛地参与和体验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因此达成更为有机的共融，建立相互的各种关系。市坊制度下的城市街道，其隔离作用甚至大于其联系作用（如宵禁时），和坊墙一起把城市空间分割开来，而场所化了的街道则把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粘合成一个整体。 宋代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节日，制造着种种不同内容的“场合”，更加强化了城市的场所感。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洋溢着一种狂欢精神，调节着人们的身心状态和生活节奏，对封建压制下的劳动人民是难得的松驰时刻，也具有释放不安定能量，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街市又成了社会控制的安全阀。

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军攻入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第

四子朱棣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架崩，其孙建文帝即位。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之名即由是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成祖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系“龙兴之地”，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封建主地方势力，决定迁都，遂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并于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步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更加雄伟壮丽。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型，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

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每城周围又绕着宽且深的护城河。纵贯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是起点，皇城后门之北的钟鼓楼是终点。紫禁城沿中轴线的主要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明代北京街巷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全城共分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内城街道从长安街以北，仍沿用大都城之旧，长安街以南，以及外城街道则大部分沿用旧路，或在已废沟渠上改建新路。正阳门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是外城和东西城的三个主要市场。此外还有集市。

清代的北京

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女真族的后裔）就已在我国东北边陲的长白山下逐渐强盛，并崛起于东北的大地

之上。14年5月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同年9月由沈阳迁都北京。《清统一志》说，清初“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内，除继续修建“三海”（南、中、北海）的皇家园林外，不把主要的财力、物力用于开发西郊的园林风景区。诸如畅春园、圆明园、青漪园（即万寿山颐和园）„„。东起海淀，西迄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园林连绵不绝。

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汉、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

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两白旗驻东：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两红旗驻西：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两蓝旗驻南：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

居民的多元化：汉、满、蒙、回等，还有藏、维吾尔等。“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尤其是前门一带商业十分繁荣。琉璃厂文化街市是清代北京文化昌盛的标志之一。国子监中有汉、满、蒙古等族的儒生，也有日本、越南、朝鲜、琉球、俄罗斯的学生。

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若干问题

新中国城市规划历程常用“两个春天”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 一、学习苏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

1952年8月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

“一五”期间，城市规划与其它行业一样学习苏联，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到技术标准。方法主要

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请穆欣、巴拉金、萨里舍夫为苏联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苏联顾问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有：城市规划要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特别要注意对人的关怀，重视对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发挥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作用。

二、联合选厂

“一五”期间，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厂址的选择。采取的方法是有国家建委同意组织选厂工作组，吸收有关部门，

如城建、铁道、交通、地质、水利、电力、、人防、卫生等部门参加，进行实地考察，现场研究方案。工作组分工业、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质、水资源等若干小组。小组讨论，大组集中。 好处（赵士修）：第一，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取得共识。第二，发现问题，就地协商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从区域发展来安排工业厂址，有利于拟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

三、青岛会议

1958年初，视察青岛回京，称赞青岛城市建设好。建设部遂派人考察，把青岛的城市建设特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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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条：城市用地功能分区明确，工业区、海港区、生活居住区、游览休憩区分布合理，安排有序；道路建设随坡就势，起伏有度，街道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得体；建筑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城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山、海、城等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融为一体，相映生辉；规划统一，成片建设，加强管理。于是建设部决定在青岛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主要任务是交流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经验，部署今后城市规划工作。中国建筑学会也决定届时在青岛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分析总结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色。

6月下旬召开。刘秀峰做报告。讲了10个问题。要从全面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从区域着眼；大中小

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城市；城市规划的标准、定额问题；在适用、经济的基础上注意美观问题；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问题；旧城利用和改造问题；县镇规划和建设问题；关于农村规划和建设问题；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

四、《城市规划法》出台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是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议对城

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的方针，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城市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并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制”。

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是80年代末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雏

形和基础。

此草案经修改后，先作为行规于1984年1月5日颁布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有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经

过多次修改，19年12月26日经全国常委会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五、更新规划观念与改革规划程序 背景：

1980年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城市

规划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城市中全民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同时并举，加上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城市规划工作就要以新的观念、新的章法来分别对待，以适应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的需要。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城市的流通职能进一步突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日

益加强。这些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规划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

三是住宅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城市土地有尝使用制度的实施，对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工作必然产

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使城市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各类建设项目各得其所，城市环境不断改善，以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总之，城市规划的依据，不再完全靠国民经济计划，要改变静态的计划经济观念，树立动态的市场经济观念；

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局限于物质空间布局，要树立全面研究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综合观念；城市规划的视野，不能光集中在市区本身，要树立从一定地区范围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观念。所有这些变化，使原有的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不完全适用了。

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规划的程序、内容有所变化，并形成了新的规划系列。 一是普遍开展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二是大中城市较普遍地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展分区规划，在编制详细规划之前增加一个新的工作层次。 三是详细规划分为两类：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六、开展城镇体系规划 背景：

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封闭式的城市经济管理体

制，代之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不同网络型的经济区。此外，随着“市带县”的推行，以城带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建立。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广泛地开展了城镇体系规划，从区域范围来研究安排城镇的发展和布局。这是我国城市规

划工作的重大发展。

我国开展城镇体系规划，最早是从上海经济区开始的。

1982年12月，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并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4年2月上海经济区规

划办公室和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上海经济区城镇布局规划工作。

1984年，为适应国家计委编制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的需要，建设部城市规划局开始组织编制全国城镇布局规划纲

要。

规划的编制主要依靠各省（市、区）部门，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1985年10月《全国2000年城镇发展布局规划纲要》的成果完成，报国家计委纳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同时发

各地作为各省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修改、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民政部还把这个规划纲要作为编制全国设市规划的参考。

《长江沿江地区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要点》，1986年初由建设部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1990年12月，建设部城市规划司与国家计委国土规划司共同组织开展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工作。

1992年10月，建设部与国家计委在乌鲁木齐联合召开会议研究规划的初步成果，并经修改形成《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要点》。

通过近10年的工作实践，城镇体系规划在全国普遍推开。从地域范围来看，城镇体系规划可分为全国、跨省、

省域、省内经济区、市域、县域等六类。

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预测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人口的发展数量及其分布情况；

二是研究提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镇分布体系，并原则确定主要城市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人口用地规模； 三是研究并提出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布局； 四是研究提出区域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设想。 七、双重领导的国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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