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7年到1935年，是国际指导中国失误最多、使中国损失最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的实践，而当时中国党内领导人的“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左”倾作风，更是增加了中国的艰难，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挽救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教条主义，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
1 国际的“瞎指挥”
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瞎指挥”，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他认为大失败后，中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准备“十月”的苏维埃运动阶段。他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程序，机械地划分中国阶段。而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更是把“第三阶段”理论发展为更加“左”倾的“无间断论”。他混淆了中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中国规定为“不断”的过程。1928年，国际和斯大林又提出了新的“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1928年以后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三时期，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向反动资产阶级展开全面进攻，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为了在中国中“无条件地执行”“第三时期理论”，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向中国党发出三次指示信，要求中国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即刻开展武装革
命，在“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迅速开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这些“瞎指挥”，是中国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原因，给中国造成了惨重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
2 中国党内的“左”派风
国际指导中国最教条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党内部“左”派风最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那就是“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
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完全接受了国际和斯大林以及罗明纳兹的“第三阶段”理论和“不间断论”，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教条地照搬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左”倾理论，片面地认为中国是所谓“不断”，主观地把当时的形势认定为“不断高涨”，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大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1929年2月到10月，国际连续给发来三封指示信。以李立三为首的党再次不顾中国实际，做出了完全按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中国的错误决定，先是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后又通过了《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判断。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
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根据地。
3 备受挫折的个人境遇
看到中国在国际的瞎指挥和党内严重“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决地与本本主义作斗争。在此过程中，他备受指责、打击和挫折。但是实践证明，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在“第三阶段”理论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时，1927年9月，领导的秋收受挫。之后，率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而的正确做法却被国际和党批评为“机会主义”，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纪律处分。到井冈山后的几年里，他备受的指责和排挤，加之长达3个月的疟疾的折磨，使得他好几次徘徊在生死线上。特别是1929年，将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红四军中工作，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系，照搬苏联的一长制，全面贯彻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扩大的作用，以削弱和取代前敌委员会的权力。在红四军“七大＂上，坚持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批评和非难，其“集权制领导原则”也被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还要求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他不仅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担任的由指定的前委，也被会议免去。但在会上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
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1929年9月下旬召开红四军“”。因不满“七大”对自己的错误指责和生病原因没有出席，再次被前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实证明，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二年红四军代理熊寿祺在给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就拿到会上讨论，往往最后无法定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红四军“…‘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党内严重“左”倾形势下，在国际“瞎指挥”和党内不顾实际盲目执行国际指示而使中国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个人境遇中，有感而发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由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坚决地反对国际和党内的本本主义，才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的新局面。但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受到重视，在的实践过程中，他屡屡因“违背”国际的指示而遭到排挤。由此，党内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