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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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6月

易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黄黎星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

　　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易学,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周易・系辞下传》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在易学发展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曾因应时代变化,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思想,而《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本根的意义,也正是通过历代学者“殊塗”、“百虑”的阐释发挥才得以体现的。当代的易学研究也必然因应着新的时代特色。从当代易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治经传统的延续与现代思维的发挥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易学,经二千余年之发展而蔚为大观,形成了易学研究的传统,积累了易学研究的规范,作为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对易学的传统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例如,易本用以卜筮,于卜筮之树绽放绚丽的哲理之花,从卜筮之书演成伟大的哲学经典,是《周易》所具有的独特性。就卜筮而言,其法式已基本可以考定,若对此缺乏了解,那么,在相关研究的某些问题上,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再如,延续已久的诸多“易例”,是解读《周易》文本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历代易学家之学说的要点,不加以理解和运用,整理评价古人之说,就容易隔靴搔痒、无的放矢,所作出的努力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纵观当代易学研究中富有创获的优秀成果,都不难看出对古代经学传统方法及成果的继承。对传统的继承,仍然是当代易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当然,当代易学研究又绝非拘束于经学传统,同时也充满了立足于新时代的现代思维的发挥,从而使古老的易学焕发出勃勃生机。现代思维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各种古代文献资料被重新审视,运用了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的事实、材料等进行历史地具体分析,以作为考察研究之坚实基础;其次,在准确把握易学传统、规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概念、方法展开分析研究,进行恰当归因和合理判断;再次,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努力探索和凸显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

体系对于当今世界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笔者认为,“董理旧说”与“创新发挥”相辅相成地进行,必然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董理旧说是“返本”,是追溯,是“照着说”;创新发挥是“开新”,是前行,是“接着说”。创新发挥,具有重大的意义,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肯定创新发挥之意义。董理旧说与创新发挥这两个方面,固然可以各自设定目标,可以分别进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合则两美,离则俱伤,创发新的学说见解时,也离不开董理旧有之说。毕竟,当代易学研究仍然需要把握历史传承。

二、研究领域的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展

易学研究的主体,无疑是《周易》经、传之象数、义理所蕴涵的哲理思想,此即先师黄寿祺教授所指出的“易本象数,发为义理,故当以象数、义理为主

(见《)。就易学中象数、干”论易学之门庭》义理这两大要素的来看,虽然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根本的旨趣,仍然统一于哲理思想。当代易学研究仍然是以哲理思想的探析、阐述、发挥为主流。在易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中,学者们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现代哲学的观念来探究、整合相关问题,或弘扬乾坤大义,或阐解精微意涵,出现了针对易学与先秦文化、两汉易学思想、易学与宋明理学、清代易学思想、易学与道教佛教等专题进行研究,乃至于纵贯性地进行中国易学哲学史研究的丰富的学术成果。此外,对于古代哲学家易学思想的研究,也成果颇丰。这是易学研究在主要领域中获得纵向深入的体现。与此同时,易学研究领域的横向拓展,也正持续地进行着。由于易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尊崇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因而“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

(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总目提要・

)这一特色体现在当代易学研究中,就是以易类叙》

政治、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伦理、管理、宗教、美

学、文艺、术数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与易学相结合,从

　第25卷第3期袁祖亮等:　《周易》文化及其意义(笔谈)　5

不同的分析角度,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对《周易》的思想内容进行研究探讨,形成了学科交叉、角度新颖、层次各异、内涵丰富的横向拓展的局面。以笔者近年来较为关注的“易学与文艺”的研究领域为例,仅200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就达百余篇,学术专著有十余部。就研究课题观之,则有“易学与文学”、“易学与乐律学”、“易学与书法”、“易学与绘画”、“易学与建筑”等等,均有新的研究成果产生。至于其他领域,从古老的课题如“易学与中国医药”,到颇为新颖的论述如“易学与企业管理”,也都有相当多的新成果出现。研究领域的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展,也仍然是当代易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三、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汰选与积淀由于新的材料———新出土的甲骨、竹简、帛书及其它文物———的发现,当代易学研究呈现出新面貌。20世纪50年代,在西周故地丰、镐遗址出土的周原

江陵一带,属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随葬物,时间当

战国晚期。竹简中的《周易》部分,整理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3年12月出版,共收《周易》58简,涉及34个卦

的内容,1806字,其中有3个合文,8个重文,还有25个卦画。其文字表述上与帛书易和传世本易相同,即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但字、辞则颇有不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中首次出现了六种红黑符号。楚竹书《周易》引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至今仍在延续。目前,对于楚竹书《周易》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字考释上,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红黑符号与卦序问题展开研究。出土文献的研究,已经对当代易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颇有属于学者们见仁见智的猜测、假说,而今后的发展趋势,应该是通过更为科学、谨慎的探究、求证,使相关成果得以汰选和积淀,使一系列复杂问题得以逐步理清。

四、易学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作用增强《周易》这部古老、奇特的哲学文化之“圣典”,是华夏大地丰厚、特殊的土壤所孕育、萌生、绽放的一朵散发出无穷魅力的思想智慧之奇葩,如果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喻为参天大树,那么,《周易》就是其最重要之本根;如果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喻为浩荡长河,那么,《周易》就是其最强劲之源脉。作为儒家经典,《周易》冠居群经之首,成为“群经之源”,两千多年来尊崇勿替,影响至为深远。《周易》又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传播于世界各地,引起广泛的关注。可以说,《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持续展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易学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作用增强,也将会是当代易学的发展趋势。笔者所说的易学对社会现实指导作用的增强,并非依托附会于易学的术数的活跃,而主要表现在易学智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周易》的卦爻符号及卦爻辞,乃是于象数符号代码中依据一定的义例,输入社会人生的经验、智慧认识。《系辞传》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神以知来”的神道思想意识的同时,更强调了《周易》象数义理系统是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现实的模拟。《周易》并非“天书”,而是现实的产物;《周易》显示的不是“神启”,而是人类的道德智慧。例如,“对立与和谐”的

甲骨,在钻凿形态、文字镌刻、卜辞文例等方面与殷

墟甲骨颇有差异,尤其是其中有纪数的卜辞,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除周原甲骨外,另有一些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陶器中,也出现过类似“数字卦”的符号,曾引发了学界对龟卜与蓍筮关系、蓍筮与原始筮数关系的探讨。在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一批先秦及秦汉时期易类的竹简、帛书的出土和发现,更为易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20世纪80年代公布了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的释文后,立即引起了研究的热潮。帛书《周易》系用汉代隶书抄写,其时代下限是西汉初期,去古未远,自然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但对其版本的价值,学者们的持论大多谨慎。一般认为,帛书《周易》并非比传世本更古的版本,其卦序排列的不同,只不过是对传世本的改编、重组,目的大约在于占筮的方便。但也有持不同看法者。而帛书《易传》的内容与今本《易传》颇有相异之处,这也引起研究者的多方辨析和热烈讨论。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有关占筮内容的秦简,不少研究者通过对王家台秦简与清代所辑古易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连山》、

)的比较分析,认为此秦简即为《归藏易》《归藏》。关于王家台秦简,曾有十数篇专题论文展开探讨。

此外,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阜阳汉简中也有不少与先秦卜筮活动、易卦形态相关的内容,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文物市场购得一批流失的战国楚竹简,计有1200多支。这批竹简出土地点不明,专家推测可能在湖北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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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思维之原则,将继续对我们认识自然、把握世

界、处理矛盾、创新发展提供哲理的启迪;“变动与应变”的易学根本性观念,将继续指导我们认识变化之道,把握变化规律,适应变化趋势,在变化中趋吉避凶,在变化中提升境界。“易为忧患之书”,《周易》卦爻辞“其辞危”,流露了作易者浓厚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蕴含着作易者为解忧避患而作出的睿智之总结。忧患意识融汇、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具有极大的涵盖面:小到个人身世际遇,大到邦国兴衰治乱,切近如对周遭环境之反省,超越至对宇宙自然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都让人们从不同层面去品味忧患。勇于直面现实的种种忧患,勇于与忧患共存同行,能使心灵在忧患之焰中得到淬火磨砺,提升生命的境界。此外,易学中“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德合天地,止于至善”、“刚健创进,开新外王”、“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朝乾夕惕”、“宽居仁行”等等诸多道德智慧的启示,将为更多人所认识、所接受,从而产生积极有益的文化影响。阅读经典　丰富人生

———《周易》为例

崔　波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经典,通常是指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实践检验、大众认同,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最具典范性、权威性、原创性、奠基性,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产生过广泛积极影响的文化典籍和优秀著作。经典指示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走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石、精神支撑和创新资源,它对于塑造灵魂、启迪智慧、陶冶情操、鼓舞斗志和提高精神境界,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郑州大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课中,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名著”讲座,聘请了多名校内外专家,讲解、阐释中国文化名著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笔者这里就阅读经典、丰富人生谈点看法。

一、阅读经典,提高素质

加强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到21世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战略任务。在2007年上,委员们提出设立“国家阅读日”的提案成为焦点之一。委员们认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阅读率下降的背后是民族素质的下降,现在部分国民心态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不无关系。“没有阅读就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发育。”不独我们

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美国大学同样注重对传统经典的阅读。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个选目包含了大量西方传统经典。20世纪4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虽然在近数十年间,对这类课有许多争议,但直到今天,一些大学仍继续开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开设这类课程可以帮助学生阅读经典名著,使学生驱逐“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由于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导致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误区,已经引起了现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沉思。怎样和通过什么途径在长期以来注重科学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弘扬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培养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当代教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王余光先生在《论阅读传统经典》一文中说:“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文化经典积累起人类的精神基础,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经典之根。研读经典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普及,更是精神和思想的提炼。大学精神的支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之培养,就必须汲取古今中外文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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