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芝;曾雨菲;杨娟
【摘 要】产业转移并没有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且这种差距表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特征.虽然产业转移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快速提升,但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需要逐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飞跃.在此基础上,需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实现产城融合.“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是我国实现产城融合的两种模式,需要注重两种模式结合,并更加注重“以城兴产”模式对推动实现产城融合的作用.从三者的内在机理来看:产业转移先于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提出,但原有理念不适应当前发展需求;新型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直接实现方式,产城融合是最终实现目标;在产城融合理念的基础上,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转移需要实现内涵深化,即丰富以人为本的实质内涵,同时还将表现出方向同步的特性.
【期刊名称】《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49)004 【总页数】9页(P55-6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产城融合;内在机理 【作 者】张新芝;曾雨菲;杨娟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江西南昌330036;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32;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91 一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8.7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23 016.95亿元,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4.81%。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系列问题。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是我国目前宏观的着力点。在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产城分离等一系列问题。这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减速,结构性问题突出,过度依赖土地扩张、投资增加、出口提升等经济发展的传统粗放模式已经到达了增长的瓶颈。为此,我国提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的发展战略,也提出进一步深化产业转移的发展思路。在此情况下,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机理呢,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
张新芝和李政通认为,我国城镇化已经跨过了传统城镇化的“均衡”阶段,正处于朝着新型城镇化均衡点迈进的“演化”阶段[1](P71)。这种演变方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一脉相承。相比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P112)。而我国从“十五”到“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保持在1个百分点以上,过快的城镇化直接导致了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城市病和城镇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3](P179)。在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面,中国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方式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造
成的系列问题也严重威胁到了居民的生活。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中国也成为经济总量第二的世界经济大国。但我国需要从经济大国上升为经济强国,就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城镇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结合当前的实际重新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增长方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则是适应当前发展环境、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的举措。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相类似,产城融合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人”的效用水平,实现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共同繁荣[4](P72)。产城融合本质是为了实现产业与城镇的交融,摆脱产城分离的局面。因而,基于新型城镇化基础上的产城融合还需要注重产业的发展,实现“产”“城”“人”三者深度融合,从而解决我国产业基础相对于城市空间规模不足、城市功能配套落后于城镇工业水平等一系列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矛盾[4](P72)。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产业发展、缩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方式[5](P96)。张新芝和陈斐提出用产业转移势差来研究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认为产业转移将改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6](P100)。但我国产业转移存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产业转移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上述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关系:其一,根据张新芝和陈斐的研究,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具有交互作用[6](P100);其二,产城融合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又具有相同的导向,即注重以人为本的导向作用;其三,产城融合不仅要求城镇得到良好发展,还需要在城镇中融入产业,而产业转移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推进产业转移必将对区域产城融合发展产生影响。为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纽带,分析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产城融合之间的交互作用;将两者融合,形成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 二 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演变与发展路径
(一)产业转移演变的理论解释——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视角
从产业转移的含义来看,产业转移是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将落后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正因如此,产业转移被认为是缩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手段。传统观点认为产业转移带来的要素流动对缩减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具有积极意义[7](P171)[8](P85)[9](P90)。近年来,中国也积极推动产业转移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平衡作用在中国表现得并不明显[10](P80)[11](P21)[12](P50)。由此产生的不仅仅对产业转移能否缩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争论,也是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之处。新经济地理学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并存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产业转移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则正是要素在地区经济活动中循环累积的结果[13](P35)。虽然经济发展中同时存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但前者发挥的作用更大,进而加大区域差距[14](P11)。从实际的分析结果来看,张龙鹏和周立群认为,中国的跨区域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抑制了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率的提升,进而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10](P80)。故当技术进步率达到欠发达地区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时,将会出现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逆流,从而可以为缩减地区差异做贡献[15](P84)。这种基于劳动力流动和技术进步率的解释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然而范剑勇和朱国林更直接地认为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均才是产生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也即区域经济差异更直接表现为产业的空间分布不均[16](P37)。那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到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从我国产业转移发展的历程来看,表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承接来自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东部沿海产业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虽然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地区发展差距却逐步加大;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一城通吃”的局面,
产业主要转移到中西部的重要城市,中小城镇承接的产业转移相当少;且从微观尺度来看,产业主要转移到城镇,农村承接产业转移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由此可见,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宏观层面的“东中西三级梯度差异”,在中观上则表现出“大小城市两级梯度差异”,在微观上则表现出“城乡两级梯度差异”。与此对应,我国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异;在区域(省)层面,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要素集中在武汉、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首位度较高,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差距较大;在微观层次则表现出严重的城乡发展失衡,城镇发展要远快于农村发展,城乡经济二元性突出。在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支撑下,表现为特大城市数量急剧上升、人口集中流向中心城市,大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逐年扩大等现象,这也成为我国当前城镇化现状的重要构成。而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新城区的基础设施滞后,高房价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市民化进程严重落后。由此可见,产业转移导致产业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均衡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具有高度耦合特征。为此,我国产业转移需要实现新的制度调节,新型城镇化则正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调节来促进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
(二)产业转移演变形势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1.削平产业转移梯度差异,助力中小城镇快速发展
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三种阶梯差异,因而导致我国产业转移出现“一城通吃”以及区域失衡的现象。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武汉、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集中了产业转移的优势发展要素,吸引了大量的产业转移资本、要素集聚,从而导致其他地区发展无力。这种发展现状导致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化进程也表现出不平衡的态势。一直以来,这种发展方式推动了我国中西部崛起,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拉动和促进作用;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由量向质提升的大背景,需要改变以往不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城镇化进
程方式,为此我国需要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而新型城镇化则要求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动中小城镇发展;而实现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提升城市包容性的重要举措。为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突出中小城镇的发展。因而产业转移需要由主要转移到中西部省份大城市转变为主要转移到具有发展优势的中小城镇。一方面可以节约经济发展的成本,实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小范围区域的不均衡现状,成为驱动中小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构成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为此,首先需要树立区域均衡发展的观念,推动剩余资源向中小城镇集中,实现中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其次,需要完善转移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转移到优势中小城镇地区;最后,中小城镇还需努力凸显自身优势,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产业发展条件。
2.突出比较优势的导向作用,实现区域城镇化均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性引导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我国跨区域的产业转移成功带动了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我国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产业的主要流向为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从而导致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各个省份出现“一城独大”的局面,城市承载压力集聚凸显;与此同时,少数产业也转移至其他中小城市,但基本是转移至城市地区,农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数量和规模远远不足。由此导致我国产业转移出现的“东中西三级梯度差异”“大小城市两级梯度差异”和“城乡两级梯度差异”。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子,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城镇化也显著低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均衡总体会导致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为此,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加强产业转移的路径引导,突出比较优势在产业转移中的导向作用,避免产业集中转移到某一个省份(区域、城市)。这就需要在了解各个地区产业转移势差条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各个省份(地区)的比较优势,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导向,对产业转移路径进行优化,实现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转移。为此,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进
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建立良好的跨区域合作机制,既包括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机制,也包括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机制,还包含城乡之间的交流机制;同时需加强引导,从宏观上把握产业转移的总体方向,形成良好的依托要素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转移环境,改变以往不合理的产业转移路径。 3.中小城镇需要融合转移产业,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内生动力
在我国性引导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在我国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削平产业转移的梯度差异,突出地区比较优势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实现区域产业均衡转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形成我国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的根基。中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在我国产业发展区域格局中处于弱势地区,大城市集中了产业转移的优势要素。为了改变这种显著的不均衡发展,当前需要加强产业转移的路径引导,将更多地资源转移到中小城镇。这是由于中小城镇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城融合的前沿阵地,没有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就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此需要重点推进中小城镇发展,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一直以来,我国中小城镇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依赖性,过度依靠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这将导致中小城镇承接的产业只是为了满足地区经济发展数量的提升,而忽视深化产业发展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为此,中小城镇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改变承接产业转移的思维方式,由主要依赖承接产业转移转变到融合转移产业。这就需要中小城镇充分发掘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和潜力,构建和完善自身经济发展体系结构,充分选择合适的承接产业,将转移产业融入到自身的产业发展体系中来,内化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 产城融合与新型城镇化:模式与作用机制
产城融合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我国“产脱离城”和“城脱离产”的双重窘境,
因而产城融合的内涵也被定义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17](P99)。因此,产城融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产业与城镇的交融,“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两种模式,本质上创造产业发展与城镇基础设施俱全的良好人居环境。新型城镇化亦将“人”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城镇土地扩张和身份转变的城镇发展模式,重点转为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由此可见,人的发展是衔接新型城镇化与产城融合的重要环节,这种注重人的发展的城镇化理念对我国的产城融合实现模式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一)产城融合的两种实现模式
“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分别对应了我国基于工业园区和基于城镇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达到每个城市都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步。从行政区划来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常与地区行政区划相重合。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又有诸如管委会的领导机构和的领导班子,且对园区内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具有较大的管辖权力。园区管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园区内的相关企业以及完善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吸引企业入驻,且各个园区由于不同的主导产业而形成了地区的产业集群,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园区。规划产业园区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产业园区还没有达到产城融合的地步[18](P79)。虽然各个产业园区都有一、二、三期规划或更多,但是这种“产业先行”的发展模式仍然还未较好地与城镇发展融合起来,产城分离现象较为严重[19](P30)。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前期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是产业园区目前产城分离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产业园区的职能决定的,也同我国近些年单独注重经济发展数量的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其二,产业园区与行政区划的交叉重叠导致管理职能发生重叠,这导致在综合社会管理方面面临尴尬的境地;其三,有些园区离
主城区较远,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分割严重[18](P79)。
相反,“以城兴产”则是先基于现有的城镇来发展产业从而推动产城融合的另一种模式。城镇是具有一定的行政区划,由一定的社会和经济主体构成的综合单元。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城镇是人的生活载体;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所形成的空间区域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根据前文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分析,我国近些年重点发展了大城市,而相对忽略了中小城镇的发展,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的城镇化发展问题。但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城镇的城镇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的人居环境逐步改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在2012年超过了50%,城镇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大量的农村人口还将融入城镇,城镇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我国城镇发展面临尴尬的境地,大量的企业集中于工业园区,城镇汇聚了城市主要人口却得不到企业支撑,由此形成了我国城镇严重的产城分离现象[4](P72)。当产业发展脱离了城镇时,就形成了“空转”;而当城镇发展脱离了产业时,就形成了“空城”。“空转”和“空城”分别构成了我国产城分离的两种形式,改变“空转”和“空城”也就成为我国实现产城融合的两种模式。
(二)产城融合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作用 1.新型城镇化对产城融合实现模式的驱动作用
前文阐述了目前我国的两种产城分离模式以及对应的两种产城融合模式,并提出需要注重“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两种模式双管齐下和更加注重推动“以城兴产”的模式来深化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我国城镇化的实现目标,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正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提出,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达到了传统城镇化时期的均衡点,正朝着新型城镇化的方向迈进的新阶段[1](P71)。实现新型城镇化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转变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要求。在这种
情况下,产城融合是城镇与产业发展的最终实现目标,而新型城镇化则是我国实现产城融合的手段。由于新型城镇化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而在双管齐下推动产城融合的过程中,“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分别对应着“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产城融合实现模式,实现了“少数人”的产城融合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实现了产城融合,为此需要更加注重实现“多数人”的产城融合。这同时也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更加以人的发展为导向。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产城融合是推动产业与城镇深度融合的主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需要重点推动中小城镇的城镇化,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集中,推动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和产业发展,进一步驱动我国产城融合实现模式向“以城兴产”倾斜,从而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实现更多人的产城融合,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的导向作用
根据前文的分析,产城融合具有两种实现形式,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最终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具有内涵导向、方向导向和结构导向三种导向作用。其中,内涵导向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注重农村人口流向城镇,更要求流向城镇的人口能够在当地立足。这是由于产城融合要求的是产业与城镇的融合,没有产业的城镇会形成“空城”。为此,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从内涵上进行深入,将新型城镇化理念由简单的人口向城镇集聚深入到人口向城镇扎根,实现安居乐业。如前文所述,产城融合的实现形式具有“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两种模式,其中“以城兴产”将成为我国产城融合的主体模式。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产城融合的重要方式,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中小城镇的城镇化,特别是注重一些镇、街道的城镇化,推动农村人口流向建制镇、街道,在一些人口较为密集的乡建立建制镇、街道等,推动当地人口就地城镇化。由此,产城融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形成方向上的导向作用。不仅如此,产城融合还将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形
成结构导向。因为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是为了解决我国“产脱离城”和“城脱离产”两种困境而提出来的,且产城融合的理念将“人”的发展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我国新型城镇化更加需要注重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改变以往单独注重大城市的城镇化和忽略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发展的结构需要更多地向中小城镇倾斜。在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深化、方向和结构导向双向融合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我国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四 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机理 (一)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的关系及演变
从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最早提出要推进产业转移,这适应了国际产业转移大背景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需要。但我国产业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我国经济发展总量已经取得显著进步,并在2012年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存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城乡收入不均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正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情况下,我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为此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相比较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人口城镇化,在城镇化的方向上更加注重中小城镇的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产城融合。为此,从三者的关系来看,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 1.产业转移先于新型城镇化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新模式
由于产业转移在理论上具有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缩小的作用,因而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着力推进产业转移,力图将沿海地区的落后产业转移至我国中西部地区。根据前文的分析,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数量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中西部地区(如武汉、成都)等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从我国产业
转移的实际来看,存在宏观层面的“东中西三级梯度差异”、中观上的“大小城市两级梯度差异”和微观上的“城乡两级梯度差异”三种特征,原有产业转移理念不适合我国现有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则由传统城镇化上升到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因而,从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的理念来看,产业转移先于新型城镇化提出,但现有产业转移理念还没有适应实际发展需要,而新型城镇化则是我国城镇化的新模式。 2.产城融合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新型城镇化是直接实现形式
2014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将新型城镇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在《规划》中确定新型城镇化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产城融合。从新型城镇化与产城融合的关系来看,产城融合是我国城镇化的最终发展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是最直接的实现形式。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产城融合,都注重人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要求注重人的市民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产城融合则从我国目前的“空城”和“空转”两种模式来突破,本意仍然是推动我国人口更好地融入城镇,获取更为便利的生活环境。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均将人的发展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也即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注重数量增长,更需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提高居民幸福感,建设幸福中国。
3.实现产城融合需要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一步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重点阐述了我国产城融合发展面临的“产脱离城”和“城脱离产”两种困境,并提出我国实现产城融合的“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两种模式,在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两种模式的结合,同时更加侧重以“以城兴产”来推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产业与城镇的融合,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虽然新型城镇化是产城融合的直
接实现形式,但是缺乏由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化仍将不能实现产城融合。为此,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与产业转移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要有所侧重。一方面,需要做到有产必有城和有城必有产,也即推动“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两种模式相互结合;另一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推动产业转移更好的融入新型城镇化,也即更加侧重通过“以城兴产”模式来推动我国产城融合进程。 (二)基于产城融合理念的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深度融合机制
我国产业转移表现为宏观层面的“东中西三级梯度差异”、中观上的“大小城市两级梯度差异”和微观上的“城乡两级梯度差异”。这种梯度差异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差距,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扩大趋势。为此,需要改变现有的产业转移模式,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要求我国城镇化由传统时期注重大中城市的城镇化转为注重中小城镇的城镇化。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行具有内涵、方向和结构三种导向作用,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不仅注重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更注重农村人口融入中小城镇,提高中小城镇的城镇化率在我国城镇化总体水平中所占的比重甚至形成主导作用。在产城融合理念的驱动下,我国产业转移的内涵与路径都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转移不再仅仅是产业在空间上的流转,还要伴随着转入区的经济发展不断深化、人口随产业转移。在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下,我国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需要深度融合,其共生关系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深化与融合
在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导引下,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均被赋予了更为深入的内涵:产业转移不仅是产业的空间转移,更是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人口在区域内的转移;新型城镇化也不再是农村人口简单流入城镇,而是能够依托城镇扎根,真正地融入城镇。这种理念深化的原因在于产城融合更加注重人的发展,将人的发展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着力推动人更好地融入城镇、更好地获取发展平台。由此看来,在
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牵引下,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面临理念深化和融合,这种深化与融合体现在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方面。这种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回应。在我国逐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将两者融合起来,形成“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的新局面,并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力量。
2.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同步
在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牵引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的本质内涵被赋予了更为深入的内容。理念的深化与融合是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而基于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同步则是外在表现。其外在表现主要为:其一,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重点发展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产业转移也要更多地转移至中西部地区,改变东部地区产业集中的局面;其二,从中观来看,新型城镇化的人口流向中小城镇,产业转移也更多地转移到中小城镇,以缓解中西部地区特大城市产业过度集中的现状状况;其三,新型城镇化还将推动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产业转移也要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流向农村等地,缩小城乡差距。基于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产业转移需要解决以往产业转移出现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差异,对应的新型城镇化也需要推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的城镇化得到深入发展。
这种基于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内在深化、融合与外在方向同步更为深入地阐述了我国产城融合的两种模式:“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我国产城融合发展则需要在这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下取得更大进步,且在我国经济总量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下,需要更加注重“以城兴产”对产城融合的促进作用。图1展示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五 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产业转移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差异特征。宏观层面,产业转移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导致经济发展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中观层面,产业转移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重要城市,从而培育了武汉、成都等少数中西部特大城市;微观层面,另外的少数产业则转移在我国的城镇地区,形成城乡二元经济。(2)“以产促城”和“以城兴产”是实现产城融合的 图1 新型城镇化、产业转移与产城融合内在机理
两种模式,在实现产城融合过程中需要侧重发挥“以城兴产”模式的作用。从产城融合的理念来看,是“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一方面需要在工业园区中融入城镇,另一方面则需要在我国城镇(尤其是乡镇地区)融入产业。(3)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移需要实现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产城融合发展。产业转移先于新型城镇化和产城融合提出,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最终实现目标,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产城融合的直接方式。 (二)对策建议
在推动我国产城融合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发挥新型城镇化的作用,还需要注重产业转移的作用。在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内涵需要得到深化和融合,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为此,我国需要将推动人的发展深入融合到产业转移和新型城镇化中来,形成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共生。同时,加强制度调节,充分发挥产业转移的“扩散效应”,建立均衡、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根据我国目前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三阶段特征实际,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制度调节:宏观层面,产业需要更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而我国新型城镇化也更加注重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中观层面,产业需要更多转向中小城镇,我国新型城镇化则更需要注重中小城镇就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微观层面,产业转移需要依托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农村地区,我国新型城镇化则要求进一步实现就地城镇化。
除此之外,在产城融合内部,需要注重“以产兴城”和“以城兴产”两种实现形式的共同作用,充分发挥两种模式对产城融合的推动作用。同时,考虑到“以城兴产”实现的是更高质量和更大范围的产城融合,那么在我国产城融合实现过程中需要侧重发挥“以城兴产”的作用。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推动工业园区的城镇建设,实现“少数人”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则需要推动乡镇产业发展,并完善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多数人”的城镇化。在深入推进“以城兴产”驱动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中,中小城镇不能过度依赖产业转移,而应该逐步将自身产业发展方向变为融合产业转移,也即提升自身的产业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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