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总第１０６期） ・８３・ 村落视野下壮族择偶标准的嬗变 ——壮族婚姻家庭研究之二 黄润柏 【摘要】西方学者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揭示了择偶的历史变迁，并形成了多种理论体系。近半个 多世纪以来，壮族择偶标准大致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门当户对、集体时期对家庭状况和个人自身条件 的双重考虑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择偶标准的多元化等三个变化阶段。壮族择偶标准经历的变迁历程，反映 了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是壮族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和现代化程度的折射。 【关键词】壮族；择偶标准；嬗变 【作者】黄润柏，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宁，５３００２８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５４Ｘ（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８３—００５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Ｓ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ｎｂ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ｋｉｎｄｓ ０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ｃａｌａ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Ｓ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ｍ Ｚｈｕａｎｇ’Ｓ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ｇｏｏｄ ｍａｔｃｈ ｂｅｆｏｒｅ １ ９４９，ｄｏｕｂｌｅ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ｕａｎｇ；ｍａ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择偶是婚姻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也是婚姻家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择偶不仅 是婚姻缔结、家庭建立的前提，而且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家庭的形式，同时择偶又是婚姻制度中 较易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的环节。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择偶标准无疑会反映 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择偶标准和方式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揭示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和现代化程度。” 】 探讨近六十年 来乡村壮族择偶标准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壮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致状况。 一、择偶标准的理论视角 择偶标准，即对择偶对象包括政治因素如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经济因素如财产多寡与经济状 ・８４・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总第１０６期） 况，以及其他诸如门第高低、家庭环境和背景、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职业、年龄、性格、爱 好、贞操、道德品质、有无爱情等因素的重视程度。择偶标准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男女选择结婚对象 的条件或要求。国外研究把择偶标准总结为性别、民族、宗教、年龄、健康、相貌、教育、性格、 职业、经济状况等因素；国内学者把择偶标准总结为生理条件、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家庭背景、 兴趣爱好、政治观点、宗教信仰、为人品行等。西方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至少已有８０年的历史， 众多文献揭示了择偶的社会制度、性别差异及其历史变迁，并形成了多种理论体系，其中主要有以 下几种： （一）“父母偶像”理论。该理论由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儿童在发 展过程中有“俄狄浦斯情结”，他们长大后，男孩子因为其“恋母情结”会选择与母亲个性品质相 似的女子作为恋爱对象，而女孩子因为其“恋父情结”会选择与父亲个性品质相似的男子作为恋 爱对象。 （二）“需求互补”理论。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Ｆ・温奇提出，他认为人们在择偶时 主要考虑各种需求的相辅相成，例如支配欲强的男性往往选择依赖性强的女性为偶，想受人侍候的 男性往往选择会侍候人的女性为偶等等。 （三）同类匹配理论。“同类匹配”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 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美国社会学家古德认为： “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两个家庭所接受的联姻的条件，往往是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门当户对”；“一 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这是讨价还价的产物”； “如果不考虑选择具有类似社会背景的人做配偶，婚姻就缺乏坚实的基础”－２】。该理论的代表人物 有罗伯特・Ｈ・库姆斯、马温、古德、凯特、约翰逊等。它与我国传统社会择偶中的“门当户对” 原则相耦合。 （四）资源交换理论。“资源交换论”在择偶领域的解释是，人们为某一特定的异性所吸引，是 由其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假如某人的某一资源不足，可以更多地提供另一资源作为补偿，“如在 包办婚姻中，劳动力、彩礼和新娘的价格是最常见的交换，容颜姣好也可以被用来交换诸如社会经济 地位、爱和关心以及自我牺牲等其他资源，黑人男子以其社会地位与白人女子的种族优势交换” 】。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迈克尔・Ｍ・麦考尔、约翰・Ｎ・爱德华兹、威拉德・沃勒及戴维斯等。 （五）择偶梯度理论。“择偶梯度”即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 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对的 “男高女低”模式。尽管从社会经济地位看，男性一般在婚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女性的资源 还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一些女性以她们的美貌换取男性的家世、成 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莱斯利、泰勒、Ｊ・罗斯・埃什尔曼等。 从西方的经典文献看，“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理论从年龄、性别、阶级、 宗教、种族、住宅的临近、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来解释择偶，是被更多地引用和为实 证研究所支持的经典择偶理论。而“父母偶像”理论和“需求互补”理论由于在现实中缺少充分 的证据、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广泛支持而存在很多争议。 国内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但不时有择偶方面的调查报告和趋势推 测的文章发表。一些实证报告都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西方学者的“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 “择偶梯度”理论（尽管其中的大多数研究缺乏理论准备或验证自觉），即当今社会仍普遍通行门 当户对或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男性更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惠、善操家务的异性为偶，女性则较 关注对方的学历、职业和才能，“郎才女貌”的传统择偶标准仍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 Ｊ。 二、壮族择偶标准的历史变迁 般情况下，个人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还受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左右，违反 常规的择偶常常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在同质性强的传统社会，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足以扼 杀任何违反常规的择偶行为。 （一）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择偶标准 一壮学研究 ・８５・ １９４９年以前，壮族青年男女在人格、经济等方面于父母的程度较低，而且子女的婚姻在 很多方面都对原有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家庭在择偶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即父母在子女择偶 及婚姻缔结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父母依据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个人婚姻的体验，在“门 当户对”的标准下，以“过来人”的姿态依照传统习俗为子女选择婚姻对象，决定子女的婚姻大 事。他们以家庭、家族的利益为基准，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未来。这种择偶标准上的隔代指定性婚 姻，即俗称的“包办婚姻”，主要由家长们根据家庭、家族的标准达成协议，当事人的利益和情感 在这里显得微不足道。社会习俗、习惯法规等因素也因此逐步形成了择偶标准方面的诸多禁忌与限 制，它完全淹没了个人选择的机会。因此，在壮族传统社会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多地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言，婚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 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是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 惯的制约 。 在壮族传统的择偶标准中，门当户对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门当户对是指婚姻过程中择偶标 准的等级观念和等同性原则，它要求婚姻当事人的出身家庭和自身条件必须在社会地位、文化水 准、生活方式、家族声望、经济状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互相般配，彼此认同。门当户对千百年来它 已成壮族传统择偶风俗，作为议婚标准一直制约着人们的择偶行为。２０世纪５Ｏ年代的调查资料表 明：新中国建立前，壮族婚姻的成立普遍讲究“门当户对”，如广西龙脊壮族一般是富农与中农交 往，中农与贫农交往，偶有富家之女嫁人贫民家，主要是因为富家女“八字”不好，无人娶，而 贫民之家因家境贫寒无法承担结婚费用，只好屈就 Ｊ。跨越阶层的婚姻乃不得已的选择。此外， 由于观念、习俗不同，传统壮族也很少与周边的民族通婚，“只有那些因为“命苦”八字不好，在 十三寨内没人要的女子，才迫不得已到外面找对象，嫁给义宁、灵川一带的汉人，或是嫁给附近地 区的瑶族，其数量有限”…。 个人自身条件是传统择偶标准中另一个重要要素，主要包括年龄、人品、性格、健康等方面。 首先是年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壮族农村，尤其一些偏远地区，父母一般在子女只有十二三岁 甚至七八岁时就为他们选择对象、订亲，十五六岁完婚。新中国成立后，早婚现象逐渐消失，青年 男女选择对象的年龄通常在二十岁左右。人们普遍认为年纪大了，女孩就嫁不了好人家，男孩也难 找到称心的媳妇了。 其次，人品、性格在传统择偶标准中也是一个主要方面。男方在选择女方时，勤劳、善良、能 干、孝顺是首选，人们认为，媳妇的温柔、贤慧、善良要比外貌的美丽更有实际意义。选择有家 教、修养好且勤劳能干的女子做媳妇将对未来整个家庭起到重要影响，不但可以孝顺父母，还可以 很好地相夫教子。此外，命相好，八字合，也是选择媳妇的传统标准。女方选择男方时，对其人品 的要求往往看重忠厚老实，认为选择这样的男子今后较为可靠。对于传统壮族社会的女性来说，由 于社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女性还需要依附于土地生存，保证温饱是她们家庭生活的中心，经济生 活则是农业生产为主，男方的家庭情况是她们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延伸的男方的个人技能、 身体状况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女性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丈夫家人的关系成为要特别考虑的 因素，男方性格、人品以及男方家庭成员的宽容程度都成为考虑的因素。 再次是身体健康，能够生育。在传统的壮族农村，繁重的农业劳动对人们身体素质的要求要高 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在择偶时自然会受到冷遇。而对于以传宗接代为终极目的的传统婚姻来说， 能够生育无疑是重要标准之一，在过去壮族社会中不乏因不能生育而导致离婚的例子。 总之，在传统壮族社会中，婚姻的成立首先要讲究“门当户对”，其次才考虑个人的自身条 件。如上所述，“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契合了择偶理论中的“同类匹配”理论。 （二）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的择偶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２０世纪５Ｏ年代至７０年代末的集体时期，壮族社会的封闭性、同质性特 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壮族的择偶标准基本延续传统，更多的是从家庭发展的角度考虑，加 上受到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的制约，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基本的生存、劳动力的增加， 以及后代的繁衍和养育等。因此选择结婚对象时一般从家庭状况和对方个人自身条件考虑。家庭状 况包括家庭的人口状况、家庭成分、家庭声誉等，家庭出身好、名声清白、家庭成员和睦善良、性 格好是择偶考虑的主要因素。 ・８６・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总第１０６期） 这一时期，传统的“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受到很大冲击。但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当时 政治环境的影响，壮族的择偶标准中也加人了一些非正常的政治因素，对于家庭出身甚至政治面貌 的要求都比较高，政治条件成为青年男女一个非常重要的择偶标准。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 出身不好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这种标准实际上仍然是 种变相的“门当户对”。 （三）１９８０年以来的择偶标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壮族地区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 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同时改革开放也增加了人们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促进了壮族与异域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这些都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以后打工潮的兴起，大批青壮年离开故土进入城市打工，壮族社会分化加速，青年人性、 婚姻自主性增强。父母在子女择偶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弱化，父母的意见更多的只是作为参考。２Ｏ 世纪９Ｏ年代以后，壮族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择偶标准多元化，而壮族社会对此呈现 出空前的宽容。 第一，重视对方的个人条件。现在，壮族青年在择偶时较少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不再把 “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视作对自己的婚姻和前程起消极作用的政治障碍，政治取向的弱化已是众 所周知的事实，个人条件几乎成了男女青年择偶时最重要的标准。在个人条件中，人品、性格以及 健康等条件几乎是占据首位的，而对于相貌的要求仍然不算太高。首先，“健康”仍然是大多数人 的选择，它是承担家庭义务和延续后代的起码条件，也是夫妻长相守的基础；其次，人们对“老 实可靠”的期待在减少。“老实可靠”者不仅具有忠厚、诚实的本色，同时也与专一负责的传统美 德同义，是婚姻得以稳定、长久的基础。但随着人们对其他条件关注的增长，老实可靠与理想志向 等价值取向显然属于“传统型”的选择，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正日渐减弱；第三，看重对方的个性 和双方性格的相容互补，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终身伴侣的主旨，青年人重视对方性格脾气相投，兴趣 爱好相近，修养好、宽容大度、开朗幽默等更具现代特质的伴侣更受青睐。 第二，重视对方经济条件。除个人条件外，变化最大的择偶标准就是对对方经济条件的要求 了。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期间，由于政治与上的，壮族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社会分化很小， 在家庭经济条件方面，各个家庭的差别不大，青年们对于这一标准也并不看重。１９９０年以后，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方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结婚 时彩礼、陪嫁的多少以及婚后生活水平的高低等许多问题，如未婚夫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姑娘，在婚 礼举行前可以得到夫家支付的１—２万元彩礼钱，她就可以用这笔钱购买现代化的席梦思、高低床、 衣柜、日用品以及摩托车、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作为嫁妆带到夫家。而如果夫家经济条 件不好，最多能得到四五千元彩礼钱，仅够购买一些简单的家具、床上用品和日用品，生活品质就 会降低。因此，壮族青年在择偶时，对对方家庭经济条件都会比较关注。此外，择偶标准的“物 化”取向，在最近几年逐渐由原来的外在物质条件转变为内在的、潜在的发展条件，出现了对学 历和技术的重视，“有头脑、有文化、懂技术、会持家”等反映教育程度、职业、能力等因素的社 会经济条件成为择偶当事人关注的条件，且在近年来递增幅度较大，这无疑是壮族青年择偶标准与 时俱进、择偶观念在逐渐接近城里人的反映。 第三，对本民族、本地域的期待在减弱。传统壮族普遍实行民族内婚和近距离婚，本民族、本 地人曾经是择偶标准之一。广西龙胜县龙脊壮族地区过去就有“好女不出龙塘界”的说法，妇女 中还有“宁愿守房死，金换不嫁外面人”的俗语 Ｊ。１９８０年以后，随着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增多， 一壮族人开始意识到，婚姻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原有居住地，还可以改变自己原有的经济地位，甚至 社会地位。因此，２０世纪８Ｏ年代中期以后，壮族地区的跨县婚、跨省婚等远距离婚姻不断增多， 稍有条件的姑娘纷纷寻找途径嫁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广东等沿海地区，以及经济条件、生活 条件、交通、卫生、文娱设施均优于乡村的县城、集镇，或招赘这些发达地区的男子为婿，至于对 方的民族、籍贯等因素在择偶过程中已经不再重要。和主流社会一样，壮族青年女子也以自己的姣 好容颜、才干，换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者相对便利的生活条件等资源。青年男子则多以自己的 才能，吸引着来自发达地区的女子并与之结婚，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诉求（当然，通过这种方式 实现向上流动的男子比女子要少得多）。壮族择偶标准从重视选择本民族、本地域的人结婚，到以 壮学研究 ・８７・ 自身优势条件获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者相对便利的生活条件等资源，从这一标准的变迁来看， 契合了从“同类匹配”向“资源交换”转化的过程。 三、择偶标准的变迁折射出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择偶标准常被视作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壮族择偶标准的变化，无疑折射出其社会文化的价 值取向。 （一）２Ｏ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壮族的择偶标准相对比较稳定，壮族社会维持了追求安稳、平和 的传统心态。１９５０年新《婚姻法》的颁布废除了以包办强迫、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婚姻制 度，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为原则的新婚姻制度。青年男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促使传统意义上的以家族（家庭）利益为重的婚姻文化模式，逐渐转向以结婚当事人自身利益为 重的现代婚姻模式。但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的近三十年间，在土地集中经营的下，农民在农业之 外缺少谋生途径。集体生产和相对平均的分配制度既使多数壮族农民的生存能力增强，又将他们紧 紧束缚在土地上。每个农村劳动力都隶属于一个生产队，生产活动不允许雇人经营，不仅长距离、 甚至村际之间谋生性流动也被禁止，堵塞了劳动力流动的通道，这在客观上维护了传统壮族社会的 封闭性、同质性特征，维护了壮族的传统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壮族婚姻家庭行为保持了传统乡土 社会的诸多特征，获得婚姻自主权的青年男女，虽然可以选择“情投意合”的异性为伴侣，但在 选择配偶时，“老实可靠”、“本民族”、“距离近”等传统标准仍然被大多人所遵从。壮族传统社 会追求安稳、平和的价值取向得以维持。 （二）２０世纪７Ｏ年代末以来壮族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变迁，这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缩 影。改革开放以后，壮族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由小生产的单一农业 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农、工、商、贸相结合的多元经济结构，壮族生计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尤其是 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打工潮兴起之后，外出打工成为广大壮族青年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在族际之间 甚至族群内部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乡村壮族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变 化。此外，市场经济的各种物质与精神上的文化需求，对乡村壮族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理念都产生 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传统壮族社会千百年来所构筑的社会文化根基逐渐被摧毁，其封闭性、同质性 被开放性以及多元的价值取向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择偶标准趋向多元化。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 女子在选择配偶时出现“物化”倾向，他们不仅看重对方的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显性的经 济实力，同时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有事业心和发展前途等隐性的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 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经历了物质匮乏年代之后物质需求和欲望的释放。当前我国市场 经济正在高速发展，金钱、物质重新被认可为婚姻不可缺少的基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壮族年轻 一代对学历、职业、收入、住房等经济因素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青年男女择偶标准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 况，揭示了其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和现代化程度。近六十年来，壮族择偶标准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变迁 历程：从以家庭、家族利益为主，到以家庭成分、政治条件占主导，到逐渐以文化与经济因素并 重，再到经济条件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元结构。择偶标准的变化历程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 地域文化差异以及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整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壮 族择偶标准的变迁，无疑折射出壮族地区乃至广西、全国许多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 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其变迁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壮族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１］管雷．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青年择偶研究述评［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ＯＯ４（１１）． ［２］（美）威廉・Ｊ・古德著，魏张玲译．家庭［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８３． ［３］［４］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０（６）． ［５］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９～１３２． ［６儿７］［８］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Ｍ］．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４ ［责任编辑：付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