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的几个九月九日（二）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 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七年后的这天，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党发展方向的《政治报告》。
七天前，还收到了组织部发出的出席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
性别：男。出生年：1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国家。”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党的治国思路在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这一天，在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零点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八百多天，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行为发生，在9月9日这天，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象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