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最新精选范文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最新精选范文

　　《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大历史”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分析当今。我们学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而《万历十五年》便是这样一部史书。《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它的语言极其生动，有时还带有调侃;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像讲故事的小说，又像抒情的散文，还像讽刺的杂文——总之，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揉碎了，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

　　对于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记忆中总是充斥的是宦官专政，的皇帝等等。

　　万历十五年，粗看题目便会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吗?值得作者用时几年完成的一本巨作。在脑海里搜索里一下，发现完全没有有关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资料发现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这本书的英文题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一年很平凡。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教授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因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及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在看黄仁宇教授的书很愉快，似乎在进行一次历史的旅行。这本书非小说，但让看的人有看小说的感觉，著作中对环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环境描写细致入微却又不偏离历史;它是一本历史著作，却不枯燥，很是生动，也不深奥，这不是说教授讲的很浅，而是讲的细致入微让我们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诗句时，会细心地解释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观点。

　　看其他历史著作总是看到的是不厌其烦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来论述王朝命运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剧原因等等。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申时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梳理后来看明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但黄仁宇教授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律制的僵化和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首辅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这制度的牺牲品。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标题所写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十五年》并非就只写万历十五年间的事情。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作者无一不再说明这一个词，一个影响着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词——道德，在中国曾经一直以道德代替着法律，到了明朝已达到顶峰，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渊。

　　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到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便点出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最新精选范文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主义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内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最新精选范文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实在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最新精选范文

　　美籍教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纪传体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一幅明王代万历年间的王朝画卷。黄仁宇教授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制度、文化、经济、政治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从其他历史书籍我们可知，明王朝从张居正时期(万历初期)的中兴，逐渐沦落，最后受迫于外交内困，轰然倒塌。这其中，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而内因组织的落后、制度的不切实际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严重都是内因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弊端环环相扣，顽疾深远，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为也只是逞一时之强，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帝国建立时的错误，而另立新的帝国制度。

　　我就简单谈谈对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下的制度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说有，也只能是汉朝以来就被历朝推上神坛的儒家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时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伦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约束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已经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伦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级制度森严，社会“公正”成为维护固有制度下的牺牲品。“治理国家的(以下统称为文官)大多科举出身，依靠一群熟读经史的人治理国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于帝国在上实行集权制，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容易滋生，因为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制度的设定必须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应有的弹性。明代的俸禄极低，这是缘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时典型的“小农意识”，他的王朝能够回归到朴素的农业社会，除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大地主和国家工商业外，他希望成为人民的仆人，只发卑微的薪水。如：一个正二品尚书一年的俸禄才120两，实在少得可怜。在建朝200多年的万历年间，这一僵化的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现实已经让他名存实亡。没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获得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甚至丛生，以过上骄奢的生活，这成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这些收入则压迫在农民的身上，过度繁重的压力，推动农民不断走向贫穷的深渊，成为农民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的设计也就如果一纸空文。

　　财政税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累赘。税制同样发源于太祖，他规定，“人民纳税的实物不入府库，直接供应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饷。”这样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教授指出：“如果军需税收总发总收，国内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进步，次之则保险业、银行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财政税收以“朴素农业”的方式设置，让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被禁锢，而施政的方针和目的，也不是提倡发展先进经济，而是维持稳定和平均的状态。而军事方面，财税制度的落后，成为区域军事指挥的一大因素，也让明王朝纵有当时世界上为数最多的陆军，军事效率却不高。这从江浙、福建沿海地区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击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团对武官权利的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还有可行性，但当发展壮大的满族成为强大的外患时，就让帝国变得没有战斗力。

　　缺乏民间金融系统，导致高利贷横行，大量民间土地被权贵兼并，农民流离失所，这成为明王朝灭亡的经济根源。及至万历一朝，太祖朱元璋时期设立的“土地均分”已经不复存在，大量土地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有，农民中的自耕农数量不断锐减，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因而备受盘剥，变得愈加贫困，这一经济隐患就会演化成政治问题，无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阶级在农动中受到极大打击，而实行的恢复生产的，为了鼓励生产，也会让农民占有相当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农民会因各种原因变得手头资金紧张，在没有其他金融系统的时候，只能通过典当、高利贷等方式筹集零时短缺资金，但是这些筹资方式的成本奇高，无法还债的农家就只得将土地抵押还债，由此走向了贫困的深渊。再加上权贵阶层的侵占，大量农民相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时的官僚机构也变得异常。少数获得土地的农民和权利相结合，形成压在农民身上的食利集团。如果食利集团扩大，帝国总体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灾人祸，要么饿死要么战死的农民会纷纷选择，这成为历朝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这一过程的不断轮回。

　　这其中，文官集团的和民间高利贷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乃是根本原因，因为榨干了农民的剩余，而高利贷则为推动农民走向贫困的加速器，它让农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集权的社会，权利来自于上方，民众自身又没有权利;在信息落后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地方权利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少得可怜，严重变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张居正之类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肃吏治的决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徒劳。

　　进一步的说，王朝建立在禁锢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受到权贵阶层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灭不可避免。经济学说推动经济发展，民主学派的权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实施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若再有“两个公平”(生存公平、机会公平)和军事保障，则可谓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是人类至今能够获得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黄仁宇教授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它们会加以;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诛杀冒犯他的文官的职务，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为力。

　　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正处少年，为了进行执政和推动改革，张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给予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培养出很大的势力集团，其中，担任京城要职的大都为他一手提拔，但纵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张势力，不断对其进行，而且好几次都严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须得皇帝严厉惩罚相关，才能遏制进一步的。首辅申时行时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与文官之间的调和者，他会用委婉的手段让万历皇帝顺从文官的主张，同时又帮助万历皇帝实行皇权，但终于得罪了文官集团，被。在他被迫下台之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皇权方面，万历相信自己的权利是受命于天，天意能否持久则在于人和，否则他就会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权有很大的权力，及至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不上早朝，在皇宫外居住并炼丹求仙，将文官集团的请求置之不理。万历当朝时年龄尚小，许多事情必须依赖老师张居正，大伴冯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进行，他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像皇帝出席各种仪式)，而非皇权本身(自己施政很少)。万历作为皇帝是有其行为准则的少年时期，他成长极哭，学习、出席仪式、早朝、批阅奏折等等，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皇帝的身份也让他的情感无法交流，对待文官必须庄重，甚至对母后也只能通过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万历更加受到以“四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的规范，这个规范也是文官集团对他的规范，文官集团希望万历皇帝成为严格按照传统道德伦理行事的皇帝，否则，他们则会不断批评皇帝的行为。

　　虽然共同约束着万历皇帝，文官集团内部却不是一团和气，他们之间自然形成各种小利益团体。同一个地方的文官成为“乡谊”，同年考取进士的为“年谊”，还有师生关系，受同一人提拔的关系以及姻亲而形成的裙带关系等等各种利益团体。这些团体会相互竞争，已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官整体，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约着皇权。文官中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共同受到“四书”教导，而科举制度则是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机械的思考和回答。“四书”中的传统和道德成为文官同认可的，是帝国的基石;文官以“四书”为准则，来要求万历皇帝。如果万历皇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其责备就相当严厉，海瑞上书说万历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御史上书说万历皇帝收受贿赂，更有一批文官抱着必死的决心，指责万历皇帝，希望能够受刑，成就他们扬名史册的愿望。在万历年间，由于皇权变弱，文官集团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所有者。对上，政令的执行又必须依靠文官集团，他们可以制约皇权;对下，他们又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控制着地方乡绅。

　　地方乡绅也有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级为县制，而知县()一人统管民、政、军，由于官僚机构的范围有限，地方不得不依赖地方乡绅治理乡一级别的地区。乡绅多为宗祠的族长、退位的文官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法律，而他们断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四书”，乡绅自治保证了明王朝的稳定，也使得传统道德的规范灌输到帝国的最下层人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