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最新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较前面的 CEO 跟后面的 CEO 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 从中国被派到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 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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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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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书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闻其名，只是在内心一直怯于去读它，因为始终觉得它是一本史书，给人一种厚重感，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代万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轴渐渐在眼前展开……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决心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的书籍，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那样艰深晦涩。看不多时，我发现《万历十五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带给人以震撼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作者写明朝史写得非常生动，而是因为作者的视野非常广，摆脱了普通历史书枯燥无味的感觉。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万历、被清算的前任首辅张居正、调和文官阴阳的现任首辅申时行、古代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九岁登基而早熟的万历皇帝懈怠了皇帝这份工作，宁可躲在宫中看宦官掷银游戏，也不愿上朝面对百官议政。张居正励精图治，仍无法挽回王朝走向衰败的现实，海瑞一身正气，却在官场处处碰壁无法立足，戚继光抗击倭寇立下大功，申时行深谙官场之道，也未能带给明帝国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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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实在太多了。
